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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的灼伤 ——纪念契诃夫逝世一百周年 胡 静 著名歌唱家、歌剧演员夏里亚宾在离开苏联以后写的回忆录《面罩和心灵——剧场生涯四十年》一书中，深情地回顾了自己第一次感受到戏剧的魔力时的情景：那是在“天寒地冻的圣诞节期间”，他“像着了魔似的”站在露天的戏台面前，“冻得浑身发抖，但离不开这令人陶醉的演出”。在叙述中，他用了这样一个词组——“戏剧的灼伤”——来形容那次神奇的体验。这真是个有趣的字眼，用一种对心灵的灼痛感来形容戏剧带给人的艺术体验的直接性和持久性，无疑是能够唤起很多人的共鸣的。至少，对于我们这些痴迷于戏剧的发烧族来说，或者每个人都曾经遭受过这种美妙的灼伤吧！而对于我来说，这种灼伤更多地来自于俄国——这个戏剧的国度。早在一百六十多年前，别林斯基不就这样对俄国人说吗，“啊，去吧，去看戏吧，如果可能的话，就在剧院里生，就在剧院里死……”（《别林斯基论戏剧》）在俄国，剧场的地位几乎相当于教堂。无论在沙皇统治时期，还是在苏联解体后的饥馑年代，俄国人都像潮水一般地涌向剧场。他们在剧院里接受洗礼，走出剧场才开始生活。俄国戏剧是同一大串天才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普希金、果戈理、奥斯特洛夫斯基、契诃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夏里亚宾、连斯基……他们的成就如探照灯一样照亮着人类走向时光的隧道。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有一个名字显然最为耀眼，它就是契诃夫。 今年是契诃夫逝世一百周年，此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已宣布二〇〇四年为“契诃夫年”。在契诃夫的家乡——俄南部港市塔甘罗格，一场关于“青年契诃夫”的国际座谈会在这里举行；这样的研讨会也相继在英国的伦敦、美国的北卡罗莱纳（North Carolina）、德国的霍夫根斯玛尔（Hofgeismar）和波兰的华沙举行。在中国，由中央戏剧学院组织的一场以“永远的契诃夫”为主题的国际戏剧演出季，将于九月上演契诃夫的第一部戏剧《普拉东诺夫》，这也将是该剧在中国的首次演出。在德国和瑞士，将有12种不同版本的《三姊妹》上演；瑞士著名的第欧根尼出版社将发行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契诃夫全集；美国格兰塔出版公司则推出了珍妮特·马尔科姆（Janet Malcolm）刚刚完成的新书《解读契诃夫》，该书引证了许多曾被人忽略的材料和研究，力图将一个更真实的契诃夫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证明着一百年来人们对契诃夫深切的怀念。它也同时证明：在心灵的层面上，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并没有伴随着科技的发展而自然地完成，我们仍然需要从契诃夫不朽的作品中寻求力量。我想，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今年为“契诃夫年”的意义之所在。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风霜后，契诃夫对于我们仍然那样亲切：夹鼻眼镜、山羊胡，当他在人们的视线中出现时，总是有一种永远离不开他脸上的亲切的微笑，而当他开口说话时，他的低音中会含着一种深沉的金属声。对当时混杂着各种政治势力的纯美派的激烈地争论，他会温和地举杯调侃：“啊，为艺术而艺术吗？又是一套‘耳语，怯懦的呼吸，和夜莺的歌鸣，在交颤着’吗？……我庆祝你！”这就是契诃夫的方式。他永远保留着对各种形式的虚伪和庸俗的警惕，总是以一种出人意料的调侃表明他的态度。 在契诃夫的作品中，他以他无条件地、率真地对现实的真实反映震惊着人们。在他的笔下，俄罗斯人的生活、风习及性格中的一切的矛盾，都在他的简练而深刻的作品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和解。因此，他的笔下没有英雄，也没有坏蛋，作品中的人物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自如地行走着。这种冷静的客观描写在他的戏剧创作上表现尤为突出。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他的戏剧中含蓄的生活气息和深刻的诗意使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又一次达到了黑格尔所赋予的高度：“戏剧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要形成最完美的整体，所以应该看作诗乃至一般艺术的最高层。”（《美学》第三卷下册，P240） 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契诃夫共创作了六部大型戏剧：《伊凡诺夫》、《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和生前未发表的《普拉东诺夫》，这些剧作都成为了戏剧史上的经典剧目。契诃夫的英年早逝对于世界剧坛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在临死前不久，他还在不断地修改他的最后一个剧本《樱桃园》。他不能容忍作品中任何的臃肿和多余的废话，长期的短篇小说创作生涯使他习惯于用词的简练。（在这一点上，海明威与他类似。）在他看来，简练是天才的姊妹。因此，在完成作品之后，他所做的通常是不断地删削掉多余的东西。例如：在将《三姊妹》交给莫斯科艺术剧院排练后，他从遥远的雅尔塔给导演寄来一封信，提出“把最后一幕里安德烈的独白全都删掉，用‘太太就是太太’这一句话来代替。”这便是契诃夫式的简练，他不会让他的人物在舞台上唠唠叨叨，因为他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不是这样的。在写给奥·列·克尼碧尔（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后成为契诃夫的妻子）的信中，他清楚地指出：“要知道，大多数人都神经质，大多数人只是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