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学教师地位变迁 .docVIP

中国古代官学教师地位变迁 中国教育源远流长，教师的存在也历时久远。中国古代官学由朝举办、管理，大致可分为中央、地方官学两类，是王朝控制思想、培养人才、实施教育政策的主要场所，在教育上居正统地位。官学教师有些类似现在的公办教师，回顾其历史发展变化，对我们理解认识当今教师现实问题、探索教师制度改革与发展道路，或不无启示。 一、先秦之师与师道 在我们现代认识中，教师与学校紧密相连。从文献记载来看，我国学校起源很早。《大戴礼记“龙、夔教舞”，《尚书“典乐、教胄子”，似五帝时已有学校。殷墟卜辞中有关于大学的记载，西周金文中也出现了学宫、小学、辟雍，学宫即当时的大学。典籍中关于三代时的学校的记载较多，尤以西周制度为详。概括说来，西周学校有国学，设在王都，又有小学、大学之分：有乡学，设在郊外，按行政等级又有校、庠、序等的区别。 周代学宫所教习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都是贵族官员实施统治的基本知识技能。文献中所见之教师，一为师傅保，由君主领主为子弟聘选年高位重、德劭学优者为之，有监护及教诲之责；另一类为乐师，掌教乐舞歌诗。学者认为，西周教师之所以称为“师”，是由军职的“师”移植而来的。西周金文中所见之师，既是军政官员之名，又是教育官员之名。周代政教合一，文武不分，贵族子弟既习礼乐诗书，同时接受军事训练，所教者既有武官师氏，也有偏重文化传承之乐师。师为官吏，官师合一，这也是学在官府的含义义之一。 周代学宫为封建国家培养贵族治国者。为师者首先是通晓礼乐诗书六艺者，其德行也是重在这一点。而周代家国一体，礼乐对政治、社会生活有全面的维系作用，因而礼乐诗书不仅是具体的文化知识，其中蕴含着持国之道和治理天下的理想。在周代宗法封建制下，贵族不仅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学术文化也被他们所垄断，自命为“君子”。作为君子，要以其德行、言语、容止、动作等表率下人，这当然也是为师者所应有之义。《国语“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臣民有义务规谏君主，其中包括了为师者之谏。因而为师者不仅职在传授礼乐，并有责任向君主提供基于道义的政治批评。《礼记》称：“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主对学的重视、对师的尊重由此而来。概而言之，通晓六艺、以身率教、规谏君主、地位崇高是周代师道的重要内涵。从源头上来看，中国教师地位极尊，这与古希腊雅典时代一般教师地位卑微、常由奴仆来担任相比，显示出东西方教育传统一个较大差异。　春秋后期，礼坏乐崩，王官失守，学术下移。孔子设学授徒，有教无类，影响极为深远。战国百家争鸣，各言其道，亦授徒传道，私学蓬勃兴起。齐国稷下学宫是当时东方文化学术的中心，学者不治而议论，各收门徒，自由辩论，来去自由，相当于齐国官方的一个养士机构。诸子百家相互竞争，其学术是对前此王官学术体系的更新、重组与发展。其以道自任、以身率教、积极参与政治，受时人尊崇，可以说大体仍然延续了周代师道之传统。 二、秦汉以降的官学教师 秦任法治，重吏道，禁立私学，以吏为师，也可说是“学在官府”的恢复。而师降为吏，仅供君主驱使，不得以道义相抗，其地位已不同于先秦。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兴立太学，地方设文学官以推行教化，其官学建置奠定了后代官学发展的基础。随着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及皇帝制度的建立，君主政体日益强化。教育成为政治的附庸，官学的首要目的在于“养士”，即为国家提供官僚后备人才，其产生、发展与衰落几乎与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官僚帝国相始终。官学教师是官僚体系的一员，统称“学官”或“教官”，其设置职能、资格任用、考评奖惩、待遇地位等方面有一套制度来规定，其作用的发挥、地位的升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官僚制度、官僚身份的制约。 从设置来看，以中央官学为例，官学教师由简趋密。汉代太学仅有博士，以其中一人为祭酒。西晋国子、太学并立，国子博士下又设助教。北齐承北魏制度，设国子、太学、四门三学，各有博士、助教，又置国子寺作为中央官学管理机构，国子祭酒成为机构之长，下设五官、功曹、主簿、录事等僚属。这一体制为隋唐所承袭，祭酒下又设司业作为副贰，丞、主簿、录事为属官，还有众多胥吏存在，中央官学管理机构趋向完备。唐代国子教师除博士、助教外，还出现了直讲一职，辅助博士、助教讲经。宋代国子监学官又出现学正、学录等职，这些设置基本为明清所继承。 再看其职能的演变。以博士为例，汉代太学博士有议政、制礼、藏书、教授、试策、出使等职能，授经讲学只是其众多职能中的一项。西晋荀崧称国子博士“一则应对殿堂，奉酬顾问：二则参训门子，以弘儒训；三则祠、仪二曹及太常之职，以得质疑”。其职掌己明显缩减，向教学一端靠拢。到唐代，博士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