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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前启后----重建体系----中学历史教学论文 --第一章引言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对学术研究的梳理，是人文学科每个专业都需要的。中学历史教育研究领域也不例外。冯一下曾提到，“对于历史教学和历史教学研究来说，发达的学术评论是一个坚定有力的支持点和一座登高临远的缭望台”。他认为，历史教学研究的研究，可以发挥四方面的作用。首先，可以评估某项教学研究成果的价值。其次，使得一线教师和专业学者能够经由交流，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再次，好的学术评价能揭示出某研究成果的深刻意义，或者矫正研究中存在的偏激问题，从而指导一线教师和专业学者的研究。这也是学术评价的最根本的作用。最后是宣传作用—某些很好但不为多数人所知的研究成果，可以经由学术评价的宣传，获得更多的关注。 如果将1951年《历史教学》的创刊看作新中国中学历史教育研究的标志性起点，那么这个领域己经走过了一个甲子。如今，历史教育研究的专业期刊不再是 《历史教学》一支独秀，每年有数以千计的文章发表在各类历史教育专业期刊和其他综合类教育期刊上。此外，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历史教学研究机构基本建全，有力地推动了历史教育研究的发展。 可以说，我国对中学历史教育的研究源远流长，十分兴盛。但是“对历史教育研究的研究”却比较少。从现有资料看，这种“研究的研究”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后—现实的改革需要促使人们去反思历史教育研究的历程。但迄今为止，较长时段的整体性回顾文章仍然非常少。 以文革为界，把“历史教育研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是学界常用的做法。至今未见有关“文革前”历史教育研究史的专论，但从周发增、李稚勇等人的文章中，己经能够窥见文革前十三年历史教育研究的基本面貌。 第二节研究综述 以中学历史教育实践为论述对象的文章很多，以中学历史教育研究为论述对象的文章很少。笔者找到了六篇直接探讨建国之后不同时期研究情况的文章。按发表先后，分别是段富生《关于当前历史教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情况简介》、周发增《建国以来历史教学法研究的回顾》、陆满堂《行捷果硕任重道远—中学历史教学研究十年概述》、李稚勇《上海历史教育研究四十年》3、曹欲佳《1981-2000年我国中学历史教育研究情况论析》，以及李稚勇《回顾·反思.前瞻—我国历史教育研究纵论》5。为了论述的方面，下面简称段文、周文、陆文、曹文、李文。其中，时间跨度最大的是李文II，论述了1949—2009五十年的研究情况。时间跨度最小的是段文，论述1980-1986七年的研究情况。这六篇文章涉及了下面几个跟笔者论旨相关的问题。 1、关于八十年代研究的分期 周文和陆文对八十年代的研究做了分期。他们都将其分为“恢复”、“发展”和“深化”三个阶段。但三阶段的时间节点各不相同。 “在拨乱反正的条件下，历史教学法的地位、作用被肯定，并日益为人民所认识，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得到了恢复”6，这是两位将八十年代初期的研究定位为“恢复”的关键原因。其中，周文的“恢复”阶段是1980到1983年。陆文的“恢复”阶段是1979到1980年。 周发增将第一阶段的时间节点拉长到1983年，主要是因为从1984年起，学法的必要性才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可见，对教与学的关系的认识，是周文区别研究阶段的标准之一。另一个标准是对学科研究体系的认识。周文认为，1984到1986年，是“对历史教学有关方法论的研究与理论进行探索”’的“发展”阶段。1987到1989年被称为“深入”阶段，是因为这时期的研究“已从历史教学法走向历史教育学”。2 陆文则认为“发展”阶段的特点是围绕教学任务进行研究。“深化”阶段的特点是提出了历史教育的社会功能和开始创建历史教育学新学科。由此看来，陆文的分类标准是“各阶段的研究重点”。 周发增和陆满堂将八十年代的研究分成“恢复”、“发展”和“深化”三阶段，笔者非常认同。由于分类标准不同导致的时间节点不同，也是合乎情理的。 笔者认为，八十年代初期确实是中学历史教育研究的“恢复”期。文革中被迫害的历史教育研究者收拾心情，重新上路。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历史教学研究会陆续成立，《历史教学》等几本期刊也重新发行。新中国建立以来历史教学取得的经验和成绩被肯定，“增进和坚定了大家致力于这门学科教学和研究的信心。” 1983年，邓小平提出“三个面向”。之后，教育体制改革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给历史教育研究者提供了“开眼看世界”的有利条件，引发了一系列的变化。可以说，从1983年起，中学历史教育研究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1986年，我国引进了日本学者最先提出的“历史教育学”概念。从“历史教学法”到“历史教育学”，“学科名称上的沿革，反映的是内容、性质、任务和学科体系结构的不断完善，逐渐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4以学科名称和体系的重新建构，将八十年代末期称为“深化”阶段，是恰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