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人到逸士.docVIP

从“山人”到“逸士” 　　在陈继儒身前与身后的文本中，我们信手可拈到以下解读他的身份的一些符号：清客、隐士、异人、山人、情种、侠士、逸士等。这些表达性情的密码充斥于他人生的诸阶段，并互相交错、重叠、变异，其缝隙的微妙之处组成他充满悖论的思考与体悟，而这种“缝隙”与“微妙”也是考察晚明士人心态时尤其要关注的问题。 　　陈继儒（1558-1639年），字仲醇，号眉公、清懒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华亭）人，《明史》卷二百九十八《隐逸》、《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有传。他29岁就“取儒衣冠焚弃之，隐居昆山之阳”［1］，自此带着“静卧”的处世原则，开始了“偃曝林间”［2］、“从句读中暗度春光”［3］或作“四方名岳之游”［4］的生活。 　　本文以他的各种身份之间的差异为角度，通过这种差异的指向来展现他内部的心灵与外部的行为从山人至逸士的隐秘而微妙的变化。 　　一、因“醒”而隐 　　1586年，29岁的陈继儒主动放弃诸生身份，这在晚明弃巾之风盛行的环境下只能算是一个普通案例，然而其“隐”却并非随波逐流。一方面，是他对时局的敏锐判断，他意识到了个人出路的危机；另一方面，在企图脱离外部关系的退缩心理中，他开始探索怎样与这样的时代相处。 　　是年，去张居正离世不过四年，明王朝潜伏已久的危机随着对张居正倒台的清理而滑向无法阻挡的深渊。东南“海氛杂沓”［5］、党派之争日趋你死我活，正是“以争殿之虎，而兼野战之龙；以雌黄之口，而洒玄黄之血”［6］，这些都酝酿着“连环之劫，行将与气运相始终”［7］。在对“今之昏昏逐逐，无一日不醉”［8］的愤慨中，陈继儒把“醒”放在了处世的第一要义。 　　这种对现实的敏感与远虑也影响到他对自己所处环境的认识。入仕、科举本来是他以往29年生活之目的与通往这个目的之途径，却也让他有深陷火坑的绝望之感。对这一点，他有清醒而清晰地述说： 　　朝廷以科举取士，使君子不得已而为小人也；若以德行取士，使小人不得已而为君子也［9］。 　　医书云，母腹中母有所惊，则生子长大时发癫痫。今人出官涉世，往往作风狂态者，毕竟平日带胎疾耳。秀才正是母胎时也［10］。 　　瘴之为害，不特地也，仕亦有瘴也［11］。 　　在否定这条出仕之路的同时，陈继儒对人生本有的苦难也有深刻的体验。他对弃妻入洪厓山隐居的梅子真非常认同，认为“ 生为我酷，身为我梏，形为我辱，妻为我毒”［12］，并感叹：“造化之凉燠，大寒暑也；疹疾之冷热，小寒暑也；人情之炎凉，外寒暑也；胸中之冰炭，内寒暑也。四者潜移密运，如循环辘轳，使人垂老颠倒莫可解脱；非有道之士，其谁能出火坑而笑冰山者乎！”［13］ 　　在陈继儒看来，科举是塑造小人的模具，病菌源自母体，仕途之瘴又有夺命之势，而人生是或此或彼的痛苦选择与无休无止的循环。天地既已闭，何不 “淡宕”、“无意”、“随常”，何堪“泄泄与蜉蝣燕雀争尺寸之安”［14］？然而，要怎样才是“隐”的态度与状态？陈继儒通过他记录的一系列形象和不厌其烦的文字、似非而是的悖论，表达了他具有道、禅情结的立世方式。在他看来，要想“为吉人，为异人，为大有力人”［15］最首先的就是“忍”。他认为：“天地以能覆载为忍……佛家以定为忍，道家以柔为忍，儒家以三戒九思为忍。”［16］并总结出“忍”能带来益处，“大抵小忍小益，大忍大益，暂忍暂益，久忍久益，半忍半益，全忍全益”［17］。其次，是“拙”与“愚”，这是藏身的方法。他对善忘、善倦、善病、善挫、善愦愦的好友杜玄度非常欣赏，认为“知此谓之至人”［18］。 　　另外，陈继儒还有很深的“异人”情结。张德建先生在《明代山人文学研究》中指出：“陈继儒在奇与异之间只取异不取奇，倾向十分明显，其意指所在尚需深究。”［19］周明初先生在辨析晚明名士与隐士的异同时也提到这个问题［20］，并将李贽（卓吾）作为名士（狂士）的代表、陈继儒作为隐士的代表来说明在当时文人观念中“奇人”与“异人”的区别。 　　陈继儒得意自己是“天壤间一异人”［21］，并将异人视作“狷者”来区别于作为“奇人”的狂者，他认为：“当今中行救世不得，狂亦救世不得，惟狷者是向上第一路人，然狷者有所不为。”［22］在写给袁中郎的一封信中，他提到“李卓吾老以笔舌杀身，可为殷鉴”［23］。因为感受现实的角度、个人经验以及在现实中的自我定位之不同，陈继儒更关注个人的解脱与自适，他从李贽的行为和结果中认识到“狂亦救世不得”，狂放之语必定招致杀身之祸，因此，陈氏取“异”不取“奇”是以晚明名士与隐士之间不同的价值观为背景的。 　　缘于社会大环境中价值观之变化与个人对世事的清醒把握，陈继儒在盛年并拥有盛名的情形下毅然选择了退居山泽。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隐士生活之情状已大不同从前，在明代，“山人”已经替换了“隐士”的称谓，并且随着这一命名的改变而增加了许多包含时代背景的内容。 　　二、为谋生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