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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梅里亚姆的界定看民族音乐学的学科本质 　　摘要：梅里亚姆为民族音乐学所作界定，由人类学思潮所引起，按照人类学要求作定义，行为研究为中心的模式出自人类学，工作流程属于人类学文化研究的框架，学科方法来源于人类学，研究目的本是人类学的泛目的。从梅里亚姆起，民族音乐学就已经被明确纳入人类学，成为一个将无数人类普遍现象中的音乐现象作为切入对象的人类学的分支研究了 关键词：梅里亚姆；界定；民族音乐学；学科本质；人类学 梅里亚姆原本为人类学家，先后取得人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印第安纳大学任人类学教授与系主任。后来从事音乐和人类学跨学科研究，正式转入民族音乐学领域。梅里亚姆是西方民族音乐学文化研究的奠基者，其通过一系列著述特别是《音乐人类学》一书给民族音乐学作了系统界定。从其所作界定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民族音乐学的学科本质 一、梅里亚姆界定的缘起 梅里亚姆之所以对民族音乐学做界定，是由学科外部与内部两个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梅里亚姆在一篇文章中，一开始便提到美国考古学中研究焦点转移的情况。他说，相比旧考古学，“新考古学则倾向于更多地关注文化的进程，对史前文化内容的描述正在逐渐地减弱――以前我们所关注的只是对事物和文化的识别――而现在我们对文化过程和文化环境的识别更感兴趣”。由“新旧考古学”类比“新旧比较音乐学或民族音乐学”，梅里亚姆“明显地”感到了“在考古学中已经发生和在民族音乐学中正在发生的”西方学术领域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开始使这些学科从比较具体的和极小的范畴发展成更为广泛的和概括性的范畴”。由当时西方学术的“变化”联系到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梅里亚姆开始思考“什么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合适的领域”。他认为“在考古学中已经被引用的方法，几乎能在民族音乐学中被重新引用。……在我们的领域中，所关注的问题也大为扩展了”。“像考古学一样，……我们已经稳步地朝着越来越广泛的问题去思考，不仅仅是作为一种风格去理解音乐，而且是把音乐作为一种人类现象去把握”。他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还没有像考古学一样走得那么远，但是……我们的兴趣正朝着这个方向转移”。于是他提出，对于民族音乐学需要“重新讨论和定义我们的领域”。“在过去，大多数的讨论都把其限定得过于狭隘，而现在我们应从更广泛的角度去定义。” 梅里亚姆作为人类学家，在他从事民族音乐学之后，便遇到了他所说的所谓学科“双重性”问题。梅里亚姆说，民族音乐学“一直由两个不同的部分构成：音乐学的部分和民族学的部分”，这两个部分的关系如何协调？既然具有“双重性”，那么民族音乐学即“可以从两个不同方向进行研究：人类学的方向和音乐学的方向”。但实际研究中，“人类学家往往强调人类学的视角，而音乐学家则往往强调音乐学的视角”，显示出研究视角上的根本分歧，这当然不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梅里亚姆认为“最理想”的“是这两种方法的融合，并在实际中对它进行修正”。那么如何实现这个“理想”，如何加以”融合”，又如何进行“修正”呢？ 梅里亚姆在对以往的研究作出评述后说，民族音乐学“大量的书籍、文章和专论都只关注于音乐研究，……常把音乐当做一件独立的事物，而不提及他所赖以产生的文化母体”。他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音乐的声音和构造上，从而强调了音乐学的成分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类学的成分。……结果是，民族音乐学的人类学方面发展相对滞后，……没有像音乐学方面那样得到清楚的理解。关于与音乐相关的人类行为和思维能力的问题很少被提出。”在梅里亚姆看来，问题是在于“强调了音乐学的成分”而“忽视了人类学的成分”，要实现二者的“融合”当然就要针对此问题进行“修正” 梅里亚姆就上述问题结合民族音乐学中两类学者的情况加以分析。他说，“有很多原因使得音乐学家对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什么以及它能带来什么样的理论和资料感到不解，……非民族音乐学家的人类学家常常被大量的技术理论文献所迷惑，这些文献在他们的知识领域之外，……经常地被认为在他们的兴趣之外”。那么如何协调和平衡两类学者的不同呢？梅里亚姆从人类学的角度进行思考，他说“有一种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在音乐学家和人类学家双方的掌握之内。对于前者，它提供了一个所有音乐赖以产生的基线，以及一个最终理解这些声音及其产生过程的框架。对于后者，它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人类生活的产物和过程”。对于这样思考的缘由，他指出“音乐只是人类复杂的习得行为中的又一个因素。没有人类的思考、表演和创造，音乐就无法存在”，而以往“对声音的理解大大高于我们对它产生的整个过程的理解”。不难看出，梅里亚姆是要削弱作为音乐具体的特殊，将其限定在“所有音乐赖以产生”的一般属性上，纳入到“人类生活的产物和过程”的框架，以便人类学家也能对其进行研究。这便是梅里亚姆为达到音乐学与人类学“理想”状态的“融合”所要进行的“修正” 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