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谈话节目乱象评析.docVIP

PAGE  PAGE 6 电视谈话节目乱象评析 　　我国的电视谈话节目产生于1995年，曾经以其话题时新、风格清新、现场活跃、贴近生活等特点赢得了大批观众。当年的一些文化学者由此断言：我国社会文化正从偏重教化发展到交流和信息共享，这一变化导致了谈话节目的兴盛并决定它以后的发展。因此，近十年来，我国电视谈话节目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形式多样，涉及新闻时政、国际时事、科技文化、婚恋情感等各种题材，拥有了一批固定的收视人群。然而，眼前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一些节目谈话内容远离现实、远离老百姓的生活；有的节目谈话语言粗俗、下流，几近闹剧；一些主持人还加进了许多表演的成分，让人对节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可以说，继一哄而起、一拥而上之后，谈话节目形成了严重的良莠不齐的局面，有些节目重复、虚假、低俗到使人谈“谈话”而色变。 　　 　　“伪谈话”损害媒体公信力 　　 　　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当然需要讲究技巧。但无论如何不能失去其真实性的原则，不能失去新闻职业的道德底线。 　　崔永元在谈及谈话类节目存在的问题时，直言其最大的硬伤就是“假”!他说：“一个是表现的方式(显得)假，有些谈话类节目看上去也像是即兴的，其实根本不是，而是事先写好了台词，并且背好了的，甚至还演练了一遍。但是一到真实的谈话就完了，就露馅了。一个崇尚真实的谈话类节目，你却在那里造假，这既违反了新闻的操作规则，也是对参与者包括所有受众的不尊重，或者是不够尊重，不够真诚。” 　　的确如此，目前大多数电视谈话节目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真实的谈话状态还有不小的距离。由于绝大多数电视谈话节目不是直播，至多是直播状态的录像，节目的节奏、风格、情境等时常被主创人员预先设定，谈话嘉宾便会放弃表达真实想法的机会以迎合公众舆论，适应“游戏规则”。更为恶劣的是，有时为了使节目好看、迎合观众的心理期待，主创人员、嘉宾、现场观众甚至“合谋”，人为地制造悬念、冲突，来蒙蔽广大观众。但这种程式化的冲突，手法即使很高明，往往也会露出马脚，极大地损害了电视谈话节目的品质和声誉。 　　央视《新闻会客厅》制片人包军昊也从另一个侧面批评谈话节目的“伪谈话”现象：主持人问的问题常常不是一个真实、有效、老百姓能够听得进去的问题。 　　他认为：“伪谈话”不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认识或者是意识的问题。比如对待新闻的立场要客观、中立，不要太“贴金”，不要把进了会客厅的新闻人物都当成是正面人物，不要把他们都当成劳模来进行采访，这都是根子里的意识问题。 　　谈话节目何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仔细想来，问题的关键恐怕是创作人员心态浮躁，急功近利，盲目追求收视的轰动性。于是丢掉了真诚与率直，走向了虚假与庸俗。 　　“伪谈话”，固然可能博取收视高潮于一时，但被愚弄的受众终究会看出其中的“马脚”，对节目发出质疑，甚至对媒体的公信力产生怀疑。在谈话类节目依然红火的今天，我们希望节目能多一些真诚，少一些虚假；多一些淳朴，少一些圆滑；多一些个性化，少一些趋同化；多一些真正的“实话实说”，少一些“话托儿”的“表演”，避免像某些综艺节目、益智节目那样走入“死胡同”。 　　 　　一味煽情并非“人文关怀” 　　 　　法律是对公民道德行为要求的最底线，而人文关怀则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对人的行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是一种较为理想与完美的状态。因此，实现人文关怀的最基础的前提，是首先要遵守法律规定，依法行使采访权与报道权。但是在众多电视谈话节目中，由于媒体及民众的法制观念淡薄，造成了许多侵犯嘉宾隐私及人格的不良后果。以那些让明星(或艺术家)嘉宾当场就潸然泪下的节目为例。人生在世，谁没伤心事?可是就有一些谈话节目“你哪儿伤心我往哪儿戳!”不顾嘉宾心中是否受得了，全然没有了媒体道义上的自我约束!这哪里还有人文关怀的味道，简直是在满足小市民对明星人物的窥视欲!除此之外，这样做也把艺术家丰富的内心世界简单化了――以片面煽情代替艺术家内心世界的挖掘和艺术行为的展示。 　　央视“实话实说”节目原主持人崔永元之所以受到观众普遍欢迎，除了文化功底、新闻素养等因素外，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他有一种“人文关怀”――发自内心的对人的尊重和关怀。崔永元就有这么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否则他不会做得这么自然、贴切，这么紧紧地抓住观众的心。智慧和学识来自天赋和学习积累，而这种“情怀”则要从心灵深处打造。这就提醒我们的谈话节目主持人，除了要学会做节目之外，更重要的是学会做人。 　　值得提出的是，我国的电视谈话节目在借鉴西方类似节目的过程中，要高度警惕“垃圾脱口秀”的负面影响。所谓“垃圾脱口秀”，是指那些选题猎奇、猎艳，哗众取宠，肆无忌惮地把社会混乱和个人痛楚公开曝光的谈话节目，它们使现实问题更加严重。作为“前车之鉴”，这是我国电视谈话节目应当吸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