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谈话节目的五个“认识”.docVIP

PAGE  PAGE 12 电视谈话节目的五个“认识” 　　谈话本来是我们每天都在进行的最自然、最基本的活动，人类的交流和交往，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就是说话。电视节目从最初模仿电影的制作样式，发展到今天成为我们“家庭中的一员”，电视语言的变化是最为明显的一点。 　　 　　认识电视谈话节目中的“话” 　　 　　曾经看到过美国做过一个世纪末的大调查，问题是：电影和电视究竟有什么根本的区别？最终的答案，没有采信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文章，而是用了一个7岁小学生的答案，那个孩子说：“电影里的人他们自己和自己说话，电视里的人和外边的人说话”。就这么一句话，把电视媒体基本的属性界定得非常清楚：谈话与沟通。①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认识的局限，我们把这种属于电视的优势忽视了几十年，我们最初的电视媒体常常以“官话”“套话”为主体表现形式。它那居高临下的架势和声调，让人只能仰视地接受。这与其说是媒体的定位所决定，不如说是主持人自身下意识所形成的思维惯性。于是，电视与观众产生了距离。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发现，中国的大众传媒正在发生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场“革命”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媒体说话的语气变得谦逊了，有商量了，不再需要人们仰着脖子聆听了；媒体的面孔也变得平易近人了――多了一点宽容和笑容，少了一点颐指气使；同时，传播模式也转型为以受众为本位了，价值取向的多元和兼容变得常态化了，那种定于一尊的意见和单一的论据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② 　　1996年3月，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播出后，成为电视圈一个不大不小的话题。这个节目受到观众的喜爱，其实很大程度是由于“话”本身的魅力。 　　话语型节目以前也有，比如相声。为什么这些节目的魅力不如当初了，而《实话实说》等类似风格的电视谈话节目却能异军突起？传统的话语型节目大多是编造的，与之相反，新型的话语节目不是编造的表演，而是即兴的发挥；不是人为的，而是自然流动的。它邀请各行各业的各色人等直接进入演播室，围绕与之切肤相关的问题独立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它是表演，更是参与。它直接反映社会和其他话语，它的情感是由衷的，它的诙谐是率真的，它的多样的见解几乎透视出全社会。“实话”不等于好话，它只是反映心声；“实说”未必能成为真理，但比假话受人关注。③然而，要面对观众，在电视上自然地说话，说真话、说实话，显然要比平时困难得多。如果说，在现实生活中说真话需要的是勇气，那么在电视节目上，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口才和智慧。 　　 　　认识“谈话”的“话题” 　　 　　电视是大众传媒，这规定了它的表达形式必须通俗；电视谈话节目不像报纸上的一篇深度报道，可以让人细品味慢琢磨，它必须在节目开始的几分钟就抓住观众，引着观众往下看，否则观众会毫不犹豫地按遥控器更换频道。 　　刚开始做谈话节目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谈话节目要好看，要吸引观众，就必须使有关这个话题的各种观点都能发表，也就是谈话具有论辩色彩和对抗性，因为把各种观点的交锋过程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是非常精彩的。但是，为了追求观点的交锋和对抗又要使每个观点都在安全范围之内，这就使选题的选择范围非常有限。而且，即使照顾到各种观点的表述和数量，还有谈话者观点的份量是较难控制的，这种份量不仅仅简单表现为行政级别、行业专家，还在于谈话人的经历、身份与话题内容的表述技巧，比如他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是道听途说还是一个亲历者？这些往往决定了观点的权威性，直接影响话语级别，造成节目风险。 　　同时，有些观点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的，比如：机组人员是不是应该和劫机犯搏斗，少年是不是应该奋不顾身救人，捡到东西归还失主是不是应该获取报酬等等，理念的变化需要过程，需要社会的制度化建设，如果媒体提出这类理念过早，对电视栏目是危险的。 　　好在时间能让人成熟起来，现在的电视谈话节目已经摆脱了早期只把谈话节目理解为“大专辩论会”的束缚，谈话节目的选题范围不断拓展，个案、故事，以及由故事延伸出来的话题，比如上视纪实频道（今年改名为真实频道）的《往事》、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等栏目以及各种讲述类的节目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我认为这是电视谈话节目的一次飞跃，它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片领域：当故事的主人翁向我们倾诉一个个悲欢离合的心路历程时，这样的谈话同样具有吸引力，谈话的现场同样是那么容易感染每一位观众。这样，谈话的空间被扩大了，而谈话的风险却大大降低了。 　　谈话节目的风险来自选题和对选题的把握，但就节目质量而言，更大的风险来自谈话节目对于主持人的依赖性。由于谈话节目本身独特的形态，决定了谈话节目的制作是一次性完成的，之后就只能做减法，或删减或放弃，不可能做加法。这样的一次性决定了节目主持人对于节目录制过程的控制，而事后编辑修改的空间却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