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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8 论城中村的运行与改造 　　摘要：指出了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急速变迁形成的城中村亦成为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缩影，通过分析广州城中村运行的基本情况，从社会和经济层面探讨了城中村维系的根本原因，其次，通过分析现行改造方案利弊，围绕乡土关系和经济联系两个核心，提出了一些城中村改造的新思路，即集体经济转制、新建社区和原位廉租房社区并行的改造思路。 　　关键词：城中村；运行；改造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08-0228-03 　　1.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中村”逐渐出现，特别是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劳动密集型经济较为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以广州市石牌村等为代表的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向城市发展的过度性现象，其发展历程与运行方式有其独特性，在改造过程中，不可避免经历冲突。在分析城中村运行特点的基础上，通过讨论其改造过程与方案，找出城中村的演变与出路。 　　2.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城中村的运行 　　李培林在贺雪峰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一个完整的村落共同体分为5种可以识别的边界：社会边界、文化边界、行政边界、自然边界和经济边界。对于传统相对封闭的村落而言，这五种边界基本上相对重合。不同于以上情况，随着城市化发展，城中村的边界发生分化而不再重合，其次序为由边缘到核心，由经济边界向社会边界发展。 　　笔者认为，在以上5种边界中，最重要的当属社会边界和经济边界。其中社会边界联系到村落核心的宗族制和血缘、乡土关系，而经济边界最为活跃，在中国经济腾飞以及城市化、工业化浪潮兴起的当下，村落的经济边界早已突破原本框架，首先打破村落传统的束缚。因此，根据李培林对村落共同体五种边界的概括，分别从社会线索和经济线索分析城中村的运行方式。 　　2.1社会线索 　　从社会线索的角度，笔者认为村落的运行可分为三个层次，即乡土关系，血缘、地缘关系，共同价值体系和社会认同。 　　“乡土关系”是周晓红在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她认为，人与人之间除社会关系以外，还有更深层更基本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或称为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种农耕的要求客观上将农民束缚在定居点，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生存关系，或称乡土关系。 　　在村落的传统生活领域中，家庭、邻里和社群等是初级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它们使得社会生活有序进行，而乡土关系使得农民能够长期定居却缺乏流动、缺乏交流和变迁，这种生活模式才能繁衍出由以上初级社会群体为单位，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组成的家族，进而由各个家族联合成宗族，这成为村落中人与人关系的最重要组合。事实上，即使实现非农化的城中村，仍然注重以礼而治，长幼有序，也还保持着村落的家庭生活和邻里生活。 　　在这种社会生活和组织方式基础上，城中村“村民”仍然遵循村落原有的共同价值体系和社会认同，这种认同方式下，形成了自然属性的熟人社会，村长在村落（熟人）家庭中承担近乎无限的家长责任。 　　然而，随着耕地的消失，农民终结了，村落是否也随之消失；人与自然的关系消失了，城中村民对土地的依赖是否也消失了呢。笔者认为这应该结合经济线索来分析。 　　2.2经济线索 　　在城中村存在的历程中，不得不提的一个元素就是集体经济，集体分红是村民一大收入来源，集体经济也是村落联结的一大重要因素。广州城中村的集体经济是大队制、单位制和公司制的混合体。一方面，虽然公社消失了，集体经济却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大队制原有的三层管理制度。另一方面，类似于城市中原来的“单位”，它具有以下特点：①村委会负责一切事物，村长类似国有企业厂长；②村落社区建设和管理费用由村集体支付，而不是国家财政支付；③村民的情感依赖性（很像国有制单位职工对单位的依赖）、村落排他性以及分红带来的经济上的依赖性；④村落的社会关系网络和配套的共同价值观（向公司制转化的困难阻碍）。然而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单位制消解不可避免，单位利益的排他性以及内部福利的追求，限制了资源的流动并提高了社会事务管理的成本。因此，村集体同样出现了公司制的某种特征。在广州城中村的集体经济组织中，经济社作为“母公司”与经济联社作为“子公司”的组合，结合其他产权形式和村民经济合作行动成为常见形式。不同于通常公司股份制或合伙制的是，村集体采用“股份合作制”，在决策上采用“一人一票”（而不是“一股一票”），且实际上普通公民谈不上什么决策权（通常决策权归集体），也不可以退股。然而，奇特的是在分红时又按照“一股一票”，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农民的智慧，又充满中国市场经济对村落的嵌入性特征：城中村既是企业化的村落，却存在村落产权不完整、无可让渡性、收益权与决策权分离等特点；它又是存在内部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