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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近百年来中国民族音乐交响化之路的探究 　　“民族音乐交响化”很长时间以来就是我国几代作曲家的梦想，他们为了振兴国乐，为我们的民族音乐走向世界做出了不断的努力和尝试。 　　一、早期中、西音乐关系的争鸣孕育了民族音乐交响化的萌芽 　　早在20世纪初，中国早期的一批文化学者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就在积极探索西方音乐文化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相结合的方法，他们对中国新音乐文化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多数进步学者主张大胆地吸收利用西方音乐，改革发展国乐，充分发挥音乐的社会功能，使之“伸民气、振精神、’冶性情、益教育”。如蔡元培主张“一方而，输入西方之乐器、曲谱，以吾固有之音乐相比较;一方而，参考西人关于音乐之理论，以印证于吾国之音乐，而考其违和”，他认为“循此以往，不特可以促吾国音乐之改进，抑亦将有新发现之材料与理致，以供世界音乐采取”。另一位音乐理论家曾志态则以为“一方而提倡中国的古乐，藉以保存固有的国粹;一方而旁采西洋的新乐，藉以吸收外来的文明，融会贯通，编出适当的谱表”，他还指出引进西方文明不等于全盘照搬，因为“输入文明，而不制造文明，此文明仍卜我家物”。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学成归国，为了更好地借鉴吸纳西方音乐文化，他们开始对西方音乐做全而的介绍，并对中西方音乐进行比较研究，“希望由此创造出伟大的中国乐派，使中国音乐成为有系统之全世界专门科学”。 　　20世纪20年代，新的音乐文化思潮滚滚而来，中西音乐关系成为文化知识界及音乐界人士关注的焦点。二胡演奏家刘天华就是受新音乐思潮影响颇深的音乐家，他主张:“一方而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而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这种思想指导着他对二胡、琵琶的乐器改造、音乐创作、演奏技巧、教学及记谱等方而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关于国乐改进的思想与实践对后世影响深远。此期音乐家们以热J清积极的态度探索中西音乐融合的可能性，他们以高尚的爱国思想和热爱祖国音乐文化遗产的精神“希望中国将来产生一种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而且这种国乐，是要建筑在吾国古代音乐与现今民间谣曲上而的。因为这两种东西，是我们‘民族之声”，这些关于民族音乐的思潮均以“中华民族”的固有国粹为根基，吸收外来之精华，打造伟大的中国乐派。于是在这些思潮的争鸣中，产生了民族音乐交响化的萌芽。 　　二、抗战救亡音乐的勃兴和成熟推动了 　　民族歌剧交响化的发展 　　20世纪30,40年代，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的新音乐思潮随之发生变化。国难当头，左翼音乐家们对新音乐赋予了新的特定历史含义，它应该是“作为争取大众解放的武器，表现、反应大众生活的思想情感的一种手段，更负担起唤醒、教育、组织大众底使命”，“成为民族解放的主要力量”，“这不仅是说这些歌曲本身具有一种新的内容和新的技巧，更重要的是从此中国音乐从享乐的、消遣的、麻醉的原野中顽强地获得了她的生命;以强健的、活泼的步伐走入了广大的进步的群众中，加强了他们的生活，以至于成为了他们战斗的武器。无疑的，这是中国音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飞跃”。1942年，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延安文艺工作者在多种途径探索的基础上，从新的角度，运用新的形式，创作了大型里程碑式的歌剧《白毛女》，该剧的成功激发了文艺工作者对新歌剧的创作热情，先后诞生了《刘胡兰》、《赤叶河》等一批名作。作曲家们在民间音调基础上吸收西方歌剧创作经验，注重作品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并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创造了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音乐化的戏剧”，它既对我国传统戏曲有所借鉴，又对我国民间音调有所发展创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推动了中国民族歌剧交响化的发展。作了以歌颂时代、反映现实为主要题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众多民族歌剧。如《江姐》、《洪湖赤卫队》等吸收了地方音乐曲调、语言等极具地域色彩的元素，并加以发展变化、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形成了继承性的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红霞》等，把民族戏曲的朗诵特点、戏剧性冲突结构等优点融入歌剧创作，形成独创性的民族歌剧;《王贵和李香香》等以民族音乐风格为基础，把戏剧性唱腔与咏叹性唱腔进行融合，把重唱、合唱等形式与乐队、配器加以整合，形成融合性民族歌剧。 　　这一时期，在众多作曲家、词作家、表演艺术家等专业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涌现出很多优秀的民族歌剧。作品呈现出强烈的民族性、艺术的大众性、形式的多样性等特点，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形成了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高峰。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促进了这一时期中国民族歌剧的繁荣发展，为中国民族音乐交响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建国初期“双百”文艺方针促进了民族歌剧交响化的繁荣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