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施政理念在历史编纂中的表达分析.docVIP

司马光施政理念在历史编纂中的表达分析 　　一、引言 　　明代学者严衍( 1575 ～ 1645) ，曾对《资治通鉴》( 以下简称《通鉴》) 的“多所阔略”表示忧虑，在朋友门生的帮助下，他花三十余年精力作了部《资治通鉴补》( 以下简称《通鉴补》) ，对原著“阙者补之，讹者订之”，用功甚勤。在查漏补缺，并帮助原著完备体例等方面，的确取得了很大成绩，深得当时和后世学者的好评。如《通鉴》原文叙事有头无尾、有尾无头，或一人讹而为二，二人讹而为一，或一事重出，或大事缺漏，等等。《通鉴补》一一予以订正，可谓《通鉴》功臣。主盟乾嘉史坛的钱大昕，与严衍同为嘉定人，为乡先贤作传，就称赞他与助手谈允厚“于史学皆实事求是，不肯妄下雌黄，其所辩正，皆确乎不可易”，最终将这部书拔高到“其有功于《通鉴》者，胡身之而后，仅见此书”的地位。 　　但严衍对《通鉴》所作的补正都是合理和必要的吗? 《通鉴》中很多看似破例、遗缺，乃至“误用”野史的地方，是否都由司马光等人的疏忽造成? 都需要纠正? 本文拟以严衍对《通鉴》原文卷十六末汉景帝后元三年( BC. 141) 、卷十七开篇汉武帝建元元年( BC.140) 所作的改动为例，讨论这一问题。通过讨论，笔22者想指出，《通鉴》很多看似有“破绽”的背后，往往蕴藉着史文以外的深意。包括严衍在内很多学者试图对其作出“修正”，这些“修正”后的文字看似更为完备，实则妨碍乃至掩盖了原文深意的展现与表达。 　　《通鉴》卷十六以汉景帝后元三年收尾。这一年正月，汉景帝去世，汉武帝即位。根据《春秋》“一年无二王”的原则，汉武帝没有当即改元。所以《通鉴》将汉武帝这一年的活动归置在景帝之末，而不挪到下卷作为武帝时代的开始。但细读《通鉴》这一年中的文字，会发现它在相关段落的顺序安排上，有违反通例的地方。以至于严衍在作《通鉴补》时，认为有对原文顺序作出调整的必要。此外，他也对这两卷内容作了些删补工作。为方便说明问题，我们把《通鉴》与《通鉴补》相关文字录出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三处重大差异。第一，《通鉴》引用了班固对汉景帝的总结，但既没有把这段话放在景帝驾崩条后，也没有放在安葬景帝条后，而是放在了汉武帝封两位母舅为侯的记载后。严衍认为这个顺序不合理，因此将班固对汉景帝的总结前挪，置于景帝崩、武帝即位条后，而在汉景帝安葬条前。第二，《通鉴》在卷十六末尾有“汉兴，接秦之弊”这段文字，不仅总结了汉初社会经济的变化状况，还预先对即将展开叙述的汉武帝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作出“天下萧然”的负面评判。严衍将这段文字删去，另补两段文字。一段用以补充说明汉武帝母亲复杂的家庭关系，另一段用于介绍将王太后相关事实告知汉武帝的韩嫣。以上两处差异都在卷十六末尾，第三处差异在卷十七开篇，内容是关于董仲舒的对策。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司马光在收录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时，作了大幅度删节。严衍却根据《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原文，将删去的文字重新恢复。严衍补足的文字，我已在上表中用下划虚线标出。下文将对这三处差异逐一讨论，看严衍的改动是否合2理，司马光采取这样的表述是否有其他目的? 　　二、司马光的施政理念 　　在传统文献中，以“秦皇汉武”作为反面历史教材，有很深的渊源。而司马光以反面定位的形式叙述汉武帝，又有非常特殊的时代语境。熙宁二年( 1069) 十一月庚辰( 十七) 日，司马光在经筵读讲《通鉴》，借汉史萧规曹随的典故，暗示宋神宗轻易变法的不妥当性。两天后，同样是在经筵，变法派干将吕惠卿对司马光的言论予以了回击。吕惠卿说: “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汉惠、文、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武獉帝改 其 法 而 乱獉獉 獉 獉 獉 獉，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乱……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国家近日多更张旧政而规讽。又以臣制置三司条例，看详中书条例，故有此论也。” 　　从吕惠卿批评司马光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两点: 第一，司马光在向宋神宗阐述西汉史观时，曾将汉武帝作为变法而乱的典型; 第二，司马光以这样的思路诠释西汉历史，其真正的目的在于抨击熙宁二年初以来，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后实施的新政。吕惠卿对司马光的解读是准确的。司马光的确非常擅于利用《通鉴》表达对现实政治的看法，乃至通过诠释历史提出自己的政治理念。 　　已经有学者指出，宋神宗变法的最终目的，在于收回燕云十六州。王安石的理财，只是这一战略目标的前期准备。但无论是王安石的富国手段，还是宋神宗的强兵目的，司马光都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在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时，汉武帝时代作为反面经验教训，是司马光不断使用的论据。早在变法正式开始之前，他就曾利用经筵讨论的机会，对王安石的理财理论提出过直接质疑，其中就以汉武帝的失误为历史依据: “介甫曰: ‘……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