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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都市与文化”的一次对话 　　一、城市的“鬼魂”与“幽灵” 　　罗岗：我们认识李欧梵先生差不多有二十多年了，那时还在读研究生。李先生第一次来华东师大还引起了一点风波，本来要发表演讲，最后却没有演讲，个中曲折，李先生的书中也有交代，感兴趣的可以找他的书来看。那时候李先生来上海，最感兴趣的就是这座城市背后的故事，有一次我和文尖去虹桥机场接他，在车上一路过来，李先生看到上海正在经历“三年大变样”式的“巨变”，他觉得一方面上海的城市面貌变化非常快，另一方面上海的历史可能要在“巨变”中丢失了。于是，李先生说要给上海“招魂”，因为上海的每一个地方都似乎有幽灵，有故事，他想招回来。那时李先生正在准备写《上海摩登》。这本书不仅仅在上海研究甚至在新文化史研究中，都是一部典范性的作品，李先生为这本书做了多年的准备，我还陪李先生去过上海城市历史纪念馆收集资料。如果说1990年代开始，李先生是有意识地为这本书收集资料的话，那么在我看来，无形地、无意识地为《上海摩登》的写作做准备早就开始了，等一会儿可以请李先生自己讲讲他是怎样来上海复旦大学，与贾植芳先生，特别是与施蛰存先生相遇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和《上海摩登》有关。这本1999年哈佛大学出的英文版，李先生其实酝酿了多年，最终结出硕果。 　　在和李先生接触的过程中，我个人从他那儿也受到很多的教益。当时我们读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思路基本上还限制在文学和文学史的范畴内，听李先生谈《上海摩登》的研究构想，我们才体会文学可以和文学以外更广泛的领域联系起来，譬如城市研究、文化研究等方面就是这样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中。 　　《上海摩登》从1999年出版的英文版，到2000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再到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大陆简体字版，至今差不多有十五六年的历史。毫无疑问，这本书在海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都非常大，我们完全可以从学术史、研究史的角度来讨论这本书，但我想，从个人的感受来谈《上海摩登》，也许更能触摸到被学术史或研究史忽略的某些更鲜活的记忆。 　　二、《上海摩登》：前生与今世，正面和反面 　　倪文尖：李先生70岁，大家都看不出来，讲得非常有意思，我还有点跟不上你的思路，讲到很先进的建筑理论，讲到上海这些年新的变化……你不仅仅向我们，也是向诸位上海的读者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关于上海多样的“时间”的问题：既有今天的上海，又有你1981年第一次来的差不多三十多前的上海，还有你提到的上海的建筑差不多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你的《上海摩登》这本书英文版、中文版出版也快二十年了……在这样一个特别突出了建筑的重要性时间坐标里，如何来理解上海?这是一个大问题，我想先还是拉回到第一次见你，那是在1986年，你已经完成了《铁屋中的呐喊》，在华东师大讲鲁迅，我当时读大二。后来和李先生熟悉起来，你说可能有一个比做鲁迅还有意思的研究，就是指《上海摩登》吧?你还记得吗?那时也有一个时间坐标，就是《张爱玲散文全编》刚刚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我把这本书送给你，你又把《铁屋中的呐喊》送给我。 　　那时的上海研究，也不是完全没有，但确实很少从新文化史的维度上来研究上海。我想您写《上海摩登》时可能也没有预测到，这本学术书也会成为“小资读本”。如果要评选一本最近20年能够在大众阅读和学术界都有非常大影响的书籍，《上海摩登》可以说当之无愧。而且我也很坦率地讲，罗岗一上来开场白讲得很客气，我也说句实话，假如平时李先生不在场，罗岗会说这本书无论对普通读者，还是对学术界，有正反面的影响。所以这本书本身也具有史料性，成了理解“上海”的一种“症候”，一个“事件”和重要的“时间点”。 　　虽然有那么多的时间点，我们还是先回到你跟施蛰存先生的接触，那个时候还没有想以现在这个方式来写《上海摩登》;再往回，大概我感觉是1990年代中期，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您的上海经验、对当时上海的判断等等一些因素，慢慢形成这书的基本立意。 　　三、沪港双城记：夹在世界之间的城市 　　倪文尖：李先生还是厉害，我们抛球给他，他一下子又抛回给我们，抛得非常精彩!但我先不接这个抛来的球，而是想换个话题。《上海摩登》的结论讨论的是“上海的世界主义”，在这个结论中有一个话题在座朋友们都很关心，我想普通读者也会关心，那就是上海香港的“双城记”。在《上海摩登》刚出版的那个时候，谈香港和上海的“双城记”当然需要顾及当时的语境，但随着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上海和香港的位置都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知道你这几年一直生活、工作在香港，你很喜欢上海，也很喜欢香港，我不会问你更喜欢哪里，而是要问现在假如让你接着《上海摩登》的“世界主义”的视角，再来谈谈香港和上海的“双城记”，你会有一些怎样的新思考? 　　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