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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公约》及《北京议定书》对国际航空安全的现实意义 　　9. 11 恐怖事件之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指示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审查现存的航空安全公约，用于解决民用航空紧急危险的充分性。对航空安全公约的复审在2010 年10 月的北京外交会议上达到顶峰，该会议采纳了两项新的国际公约---《制止与国际民用航空有关的非法行为的公约》( 《北京公约》) 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约的补充议定书》( 《北京议定书》) 。除了固定下一些条文，《北京公约》更扩展了《蒙特利尔公约》和《机场协议》的内容。然而，《北京公约》旨在规定威胁国际民航安全的新型危险行为，在这一层面上，《北京议定书》起到了补充作用。另外，本文中提到的《北京协议》同指《北京公约》和《北京议定书》两份国际公约。 　　一、《北京协议》制定背景 　　1996 年6 月3 日，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决定将还未涉及的有关威胁国际航空安全的违法行为加入到国际航空公约中。然而，违规的以及带有破坏航空器目的的乘客成为那时国际民航组织制定公约主要的针对对象。2001 年10 月， 911 恐怖袭击的一个月之内，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以有关航空安全综合性的解决方式对恐怖袭击做出回应。这个解决方式指示理事会及秘书长快速处理对民用航空器新的急迫的威胁，特别是要审查现有的航空安全法的充分性，审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航空安全体系，包括审查公约的附件17 以及其他相关附件。2004 年，秘书处向议会递交的一份研究分析显示，尽管现存的五项航空安全公约对于打击威胁民用航空器安全的违法行为有一定作用，但是为了针对新型的犯罪方式，它们在以下几个方面应当有所更新: 1. 非法将民用航空器作为武器使用; 2. 非法使用民用航空器传播生物、化学和核物质; 3. 使用上述物质袭击民用航空器; 4. 使用无线电发射机或者其他设备，干扰或者破坏航空器使用的信号; 5. 使用计算机袭击或者毁坏操作航空器所必需的数据; 6. 非法蓄意传送、放置或者卸载飞机上或机场的重要设备; 7. 对致命性设备的使用构成威胁。 　　遗憾的是，国际民航组织航空安全协议对于构成非法干扰行为的定义没有提供一个确切的定义，协议只是对于袭击国际民用航空器的刑事犯罪提供了几种行为模式。国际民航组织的研究还显示了，现存的国际航空法只涉及了实际做出违法行为干扰航空器的犯罪人，没有调整试图犯罪的犯罪人。而且，现存的法律中也没有详细规定组织或指挥他人犯罪的犯罪行为，尽管这点在1999年已被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秘书处指出。因此，在现有的体系下，一些阴谋性的行为可能无法构成一个基本的犯罪行为，但是计划、推动或者有助于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行为，再被国际法律体系重新规定后，有可能构成犯罪行为。 　　以911 恐怖袭击为例，那时现存的法律体系只是将劫持航空器或暴力袭击机组人员或其他乘客的行为认定为犯罪，却没有将使用航空器本身作为犯罪武器，以及组织或准备犯罪的行为认定为犯罪。 　　二、《北京公约》以及《北京议定书》先进性的体现 　　北京协议的先进性首先体现在其实体内容部分，在已有立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五种新型犯罪，即“任何人利用使用中的航空器造成死亡、严重人身伤害或对财产或环境的严重破坏”的犯罪”①“任何人从使用中的航空器内释放或排放生化核武器或者其他危险物质，造成或可能造成死亡、严重人身伤害或对财产货环境的严重破坏”的犯罪②; “任何人对一使用中的航空器或在一使用中的航空器内使用生化核武器或者其他危险物质造成死亡、严重人身伤害或对财产或环境的严重破坏”③的犯罪; “任何人在航空器上运输、导致运输或便利运输炸药、放射性材料、生化核武器以及原材料、特殊裂变材料以及辅助设备、材料等物品”④的犯罪及“任何人威胁实施”⑤或“非法和有意地造成任何人收到这种威胁”⑥的犯罪。《北京公约》充分考虑了新型恐怖主义的犯罪行为，纳入了与民用航空器可能有关的犯罪行为，并且《北京议定书》将其他未来可能出现的犯罪方式涵盖在“以任何技术手段”的犯罪中。北京协议另一个突破性的规定是对共同犯罪人做出了统一的规定，联合国的现代反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中规定的共同犯罪人主要包括恐怖主义犯罪的组织指挥者、参与者及资助者等。北京协议吸收了国际反恐怖公约的新成果，对组织或指挥他人实施公约所规定的犯罪行为者，协助犯罪行为人逃避调查、起诉或惩罚者级国际航空犯罪行为的协助实施者等共同犯罪人做了系统的规定，并且首次将“与他人商定实施公约所规定的犯罪行为者”⑦纳入公约惩治的范围。北京协议明确了与人道主义法的关系，北京协议非常明确地将武装冲突中武装部队的活动及一国军事行为排除在民用航空法的适用之外，这一军事豁免权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刑事责任完全不受到国际公约的制裁。武装冲突和战争中的平民保护将主要依靠国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