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二元民族法律观念浅探.docVIP

元代二元民族法律观念浅探 　　一、元代二元民族法律观念产生原因 　　大一统思想是中国历代援用不辍的政治法律传统，能够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华夏文明是民族意识的升华，可以作为标准衡量一统中国的各民族，达标者为中国，为华夏，落伍者为夷狄，为野蛮;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华夏。”〔上〕在中国历史上，除汉族统治者以外，人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也纷纷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黄帝、炎帝，希望巩固自身合法性，以完成一统为己任。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全国性政权，其统治者鼎新革故，积极进行大一统事业，初步奠定中国疆域的规模。 　　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创建蒙古汉国，被尊为成吉思汗。自成吉思汗到蒙哥汗，“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并在吐蕃建立行政机构。元世祖忽必烈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以继承中原皇统自居，“……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酞，权舆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惟即位体元之始，必立经陈纪为先”。至元四年(1267年)，元世祖决定消灭南宋政权，“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他更取易经乾元之义，在至元八年(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朱希祖评论曰:“蒙古崛起沙漠，而其统一中国，乃定国号曰元，消除地方及种族之色彩，使异国异族之人，失其外族并吞之观念，此最为当时之妙用也。”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朝灭掉南宋，基本完成大一统，号称“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 　　元朝尽管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一统中国，但由于统治者不是代表传统农耕文明的汉族，而是 “黑车白帐，随水草放牧”的蒙古游牧民族，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文化差异不能完全弥合。但在“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一历史规律作用下，元朝统治者仍接受汉文化思想，以大一统帝国为目标。面对“国朝土余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邃定”的复杂国情，他们既希望建立完善的中央及地方统治机构，有效管控各个民族，又更加注重协调民族关系。元代复杂民族问题已经决定朝廷法制不可能一元化。千叶正士认为:“就法律多元而言……作为前提条件的一个因素就是:国家的法律由于其作为人类社会唯一真正的法这一被人们确信不疑的本质，被正统法学简单地不加以任何修饰词加以限制地称作法。当人民发现另外的法律体系与法一起起作用，无论它们是相互和谐还是相互冲突，这时法律多元的概念就出现了。”国家法制与少数民族地区及边疆法制之间的冲突和协调，形成了元代独特的华戎同轨与化外异制并行的二元民族法律观念。 　　华戎同轨，即“虽云华夷，欢若一家”。无论是汉族或少数民族建立中央政权，都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精神依归，形成一统的政治法律意识形态，作为民族共同体而存在。“各个民族相对于国家间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如接受中央政府的设官建置、册封、婚姻、赏赐、优抚，向中央政府纳贡、助国讨伐、赋役、兵役之种种权利与义务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法律实体。” 　　化外异制则是中央王朝在保证中央集权的前提下，为有效对边疆及民族地方进行管理，采用间接统治和特别法律制度进行控制。由于“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因此实行 “因俗而治”的政治法律原则。这种原则及衍生制度贯穿于中国民族法制的发展历程，不但有效解决中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划分问题，也解决了中国内部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 元代政府基于二元民族法律观念，在政治、经济、文化及法律方面均制定相应的政治法律措施，而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元朝维持统一的政治局面，有效管理民族地方和边疆。 　　二、元代二元民族观念在政治方面的体现 　　(一)中央及地方的严密组织机构 忽必烈将大断事官机构改造成总理政务的中书省，成为文官官僚体制的核心。中书省辖吏、户、礼、刑、工、兵六部，“佐天子，理万机”。中书省由皇太子兼任其最高长官中书令，实权归于辅助的左右垂相，右垂相地位更高。中书省除总领各行省以外，还兼辖今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古及河南等称“腹里”的黄河以北地区。行中书省初为中书省派出临时机构，后固定成为地方行政区划。“幅员际天，机务日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而分治焉。除了中书省管辖的腹里地区及宣政院管辖的吐蕃和诸王封地外，元朝政府在全国设立了十一个行中书省，“统郡县，镇边鄙”，将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都包括于内。如辽阳行省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库页岛纳人管理，岭北行省辖唐努乌梁海，贝加尔湖一带。各行省设垂相、平章正事、左右垂、郎中、员外郎等多级官员，有效力「强了中央集权。行省具有地方军事、行政事权，“凡钱粮、兵甲、屯种、槽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成为以后省制的肇始，为中央与地方建立统一的行政机构奠定基础。 　　枢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