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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食物骚乱一章为例论《转变的中国》 　　不同于很多历史研究注重于提出自己明确观点的研究思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王国斌先生的 《转变的中国》一书运用的则是别样的研究思维。《转变的中国》像是一个新的平台，陈列出很多新的观点、运用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作者注重给予读者一种思维导向，而这种研究思维在食物骚乱一章中就可见一斑。恩格斯说:“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就像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转变的中国》一书中将食物骚乱放入社会抗争中，将其视为一种正当的社会权力争夺。认为“食物骚乱是资本主义过渡时期中产生的冲突事件，是较低的社会阶层对于经济转型和自己被纳入更大的经济网络进行抵抗的标志。”西欧的食物骚乱不是无序的暴动，而是有目标和反抗对象的行动。这样才使得政府给予解决。如法国加强了中央政府对食物流通的控制，停止粮食自由放任主义，从而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食物骚乱问题，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而对于明清之际中国的食物骚动，书中罗列了很多其他研究者的观点，却对“资本主义萌芽”几乎没有提及。这种观点的倾向性与国内研究一说明清经济就必谈资本主义萌芽的态度大相径庭。而且作者认为中国农村工业(原始工业化)和工业化之间没有太大的历史承接关系，对于农业商业化、雇佣劳动的使用、手工业生产的扩张这三大资本主义萌芽现象也表示怀疑。他更多情况下把这时的食物骚乱所引起的社会改革理解为封建社会机制的自我修复，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表现。同时他提出解释历史问题应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而不是套用一些普遍原则。所以他对那些探寻“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史学家们发出呼声:不应再继续为寻找那种使明清经济发展不能变成城市工业资本主义的东西而忽视那些更有用的比较。 　　《转变的中国》不光在对待食物骚乱的态度上和国内学者有所不同，在食物骚乱的成因方面也表现出了其对中西比较经济的理解方式和启发式的叙述风格。针对成因问题，他分别从中西两个方面着手。对于中国他从灾年粮食歉收导致供给不足;专业化生产所带来的粮食流动加大人民对可得食物的恐慌;分配方式和应急方式的落后使得贫穷的人更加贫困而且在饥荒时期得不到应有的救济;人地矛盾的加大和米商投机行为等方面分析。对于欧洲则侧重于资本主义因素，如开放市场对谷物交易的限制;农村工业的发展、城市人口增长和常备军的扩大使得农村劳动力减少、耕地面积缩小;国家不合理政策(如自由贸易政策)等方面分析。文中开始多为史实的列举，且从中西对照中促使读者思考并一步步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的论述方式比起灌输式的开头点明观点，虽在初次阅读时会觉得理解起来较为困难，但是却更好地调动了自我思维的运用，对于问题的理解也不再一开始就局限于书中作者的观点。《转变的中国》另一个特色则是每一章最后通常都会有结论一节。这一节开始是对本章观点的概述。如在食物骚乱这一章的结论中开始即为西欧和中国食物骚乱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接下来则是作者对问题的一些自我辨析，提出引人思考的观点。如“对于集体行为的解释，目标应当在于分辨普通的要素和具体的要素”;“即使中国人和欧洲人都对相似的食物供给问题感到愤怒，并以相似的方式表达其愤慨和焦虑，但是中国和欧洲的政治经济，却明显的彼此不同”等。这些观点都不再仅仅局限于食物骚乱问题，对其他历史问题的思考也有启迪性的作用。 　　总而言之，一方面《转变的中国》以西方人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历史，并且以其独特的理解和叙述方式对历史问题进行剖析。书中很多西方研究者们不同的学术观点有助于开拓一直受国内主流思潮束缚的中国史研究思维理念，同时对于我们了解西方历史也有极大的帮助。另一方面书中最注重将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进行比较，这种中西方的比较贯穿在每一个观点的形成过程中，使得中外历史不再割裂，融为一体。虽然书中的大部分理论都分析的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但是对待其他一些问题则略显言辞闪烁。例如，在是否有历史普遍发展规律存在的问题上，作者在书中的观点大体上是持反对态度。如在导论中作者写道:“在自然世界或人类世界，所有复杂的历史过程都充满了各种偶发事件或意外事件，这些事件使得以后的活动格局会以新的方式形成。当然，有些事情总是比其他事情看来更有可能发生。无论我们回顾已经发生之事，还是展望可能发生之事，情况皆然。换言之，已经发生之事不一定就是实际上最可能发生之事。但是历史学家却很容易将真正发生了的事情，同应当发生的事联系在一起。”简言之，作者认为历史事件发生偶然性实际上大于必然性。而作者在每章的结论中和在经济变化这一篇中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却还是在试图找寻一种可以解释历史现象和发展的规律。 　　虽然书中存在这种自相矛盾的言辞，但这也不代表就是作者思维有漏洞。就上述问题而言，规律本身就是人类在漫长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来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