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主义史家为中心论抗战时期中国通史著述的思想性与艺术性.docVIP

以马克思主义史家为中心论抗战时期中国通史著述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抗战时期，在“学术中国化”的运动中，中国史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推进，产生了一批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通史研究著作。在这些著作中《简明中国通史》上册，作者吕振羽;《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和中册，作者范文澜;《中国史纲》(一、二卷)，作者剪伯赞;《中国历史简编》，作者吴泽等，是这一批中国通史著作的代表作，这些著作极具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达方式，影响深远。通过与“新史学”家中国通史著述的比较，探讨抗战时期这种学术现象产生的原因，考察这一时期这种著述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有助于揭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国通史著述的重要意义，进而从总体上准确地把握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特点与动向。 　　一、史家通史撰述的时代背景和学术环境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及各家各派的史家小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向中国通史的研究与撰写。这一学术现象产生的原因究竟是怎样的?或者说这一现象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学术环境如何?有关这一问题的解答涉及到我们对史学的功能和中国通史著述目的与意义的认识。 中国史学历来具有鲜明和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一部中国史学史表明，史学同当时社会的关系是一分密切的，同当时的政治也有紧密的联系。史学研究中，相对于断代史、专门史等而言，通史具有贯通古今、内容全而的书写优势与地位。史学同社会的关系密切，同政治也有紧密的联系，主要取决的就是通史著作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抗战时期，在国家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危难时期，史家渴望从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中汲取力量、得到启示、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念。这一信念促使和决定了史家史学研究的着眼点在于从更深层次探讨本国的历史和现实，在此之上去发现和解决本国存在问题的一些线索。与此同时，学术的发展也为史家中国通史的著述提供了条件。史家就是基于这种时代与社会对历史学的客观需要以及一定的学术发展所能提供的条件开始了中国通史的撰述和研究。 　　抗战的爆发，使得“救亡图存”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题，史家纷纷以著述《中国通史》的形式作为寻求济世之良方、探索报国之途径。如史家吕振羽在其所著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序言中指出:“随着民族民主革命实践过程的深入，为抗战建国的神圣事业服务的新史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了和侵略者、汉奸的中国史观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错误观点作斗一争，为了指示大众以正确的实践方向，树立正确的中国社会史体系，首先对新史家提出的要求，是对中国社会史的几个基本问题给子正确的解决一一而步步深入的革命实践，又使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 　　此段文字表述是作者所著《简明中国通史》上册的真实意图。作者在《简明中国通史》上册中还曾明确地指出:“当时正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相持阶段，国民党的汪精卫派已公开投降日寇……顽固派一而正大肆宣传尊孔读经的复古主义……日寇也小断进行政治诱降的宣传活动和其军事的侵略行动相结介。针对这种情况，本书便以宣传爱国主义，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为主要任务。” 　　抗战爆发及其后小久，吕振羽撰写了三部史学著作，即《简明中国通史 (上)》《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民族简史》。“通史”主要着眼于对国内民众的中华民族史教育;“社会史”主要是针对日本法西斯文人侵略史观进行的批判，“民族史”主要是对大汉族主义的批判，对各民族发展史的大体的科学分析，以上这些著作都很巧妙地抓到了时代的症结所在。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整个抗战时期，吕振羽的史学始终围绕着为抗战现实服务的中心，《简明中国通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等都是这一史学思想的产物，亦即时代的产物。 　　史家范文澜对因“救亡图存”而创作《中国通史简编》的看法也毫小掩饰，这一意图在作者所著《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的总序中也有表露:“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整个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的目标前进。”同时从《中国通史简编》写作的目的中还可看出革命斗一争实践的需要。 　　范文澜于1940年年初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女，后被女排在延女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从事经学和史学研究工作，此时中共中央正准备开展整风运动，以便统一思想，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去夺取抗战的伟大胜利。整风运动的第一阶段是全党开展学习活动，为了学习活动的顺利进行，毛泽东找到范文澜，嘱咐其在延女中央党校和“新哲学会”上讲授“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目的在于用马克思主义来对待经学，清算经学，同时鉴于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思想界掀起的封建复古逆流，需要对之进行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