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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世纪早期的德国史学论一种目的论 　　近代西方职业历史学的形成与民族国家的确立形影相随，人们往往将历史研究视为建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这种情形对于近现代德国的历史进程更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之前，尤其是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大战爆发，德国发生了什么以致令那场灾难降临?这是后世的研究者急切想了解的内容。在历史学领域，如果说历史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那德国历史学研究在德国国家意志通向战争的道路上，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战前历史学研究及其所表现的史学思想为什么不能防止德国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当时的历史学家们是势单力薄，还是被强权控制而成为战争的推动者?回答“为什么”的历史研究，其成果作为一种后见之明，往往提供的是一种目的论解释，它是一种建构起来的必然性，同时也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一般途径。本文正是在承认历史研究与政治生活有着紧密关系这一前提下，尝试为这些问题提供一种目的论解释。 　　兰普勒希特辩论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德国史学界的领袖人物梅尼克(1862一1954)便对导致这次战争的思想背景进行了深刻反思。在他看来，自19世纪后期以来，欧洲盛行着两股潮流，其一是社会主义运动，其二是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受到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支持并因此先声夺人，从此，欧洲列强进入了一种为本国争夺生存空间的竞争。社会主义运动无法阻止列强的争夺，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战后期，俄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再次勃兴，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占据主导，而德国则开始寻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结果却造成了对传统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背弃，形成了一种极权主义。在这种极权主义体制中，成为核心的那种独立个体并不是个人的心灵，而是将个人的心灵牢牢凝聚在一起的那个整体。①1946年，梅尼克已83岁高龄，他目睹了德国从统一到第三帝国衰亡的政治过程，也完了德国史学传统。 　　在兰普勒希特辩论之后，历史主义思想仍旧占据德国史学的主导地位，作为德国历史特殊性和德国道路的理论基石，在历史主义思想之上，历史学家可以建构起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极权主义，它可以用来为民族社会主义奠基，但这些都不是20世纪初德国史学唯一的或必然的选择，历史主义同样可以支持自由主义的思想，并且，就连历史主义本身也不是不可置疑的。在20世纪初，有关历史主义的所有这些可能性都还存在，没有人能够确认对某一种可能性的选择会导致善的或恶的后果，人们只是认为那是当前最现实的选择。德国史学的可能性。梅尼克认为，世界大战之前，瑙曼的民族社会主义乃是一次了不起的尝试，它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并促进了他们的互相了解。在大战爆发之始，德国沉浸在一种民族情绪高涨和兄弟情谊之中。⑥民族徊家利益最大化是促成德国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初次握手的根本要素，也是欧洲各国投入世界大战的最主要原因。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写道:”1914年以后，历史学家纷纷转变为主战派，都从本民族传统的角度来解释历史事实，。”⑦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后，历史学研究为本民族利益服务，这是当时整个欧洲史学的趋势。如果按照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德标准，轴心国代表着恶的力量，而同盟国代表着解放的和善的力量，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是一场欧洲列强的利益争夺战，参战各国都丧失了进行道德评价的资格。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战败国德国的惩罚，如要求德国在经济上对协约国进行赔偿或德意志民族徊家利益的被限制与被剥夺，诸种条约的根基并非以道德上的优劣作为标准，而是以世界利益瓜分为原则。这就意味着战争惩罚不仅不可能令德意志民族改变它在精神上的一贯追求，相反还可能抱着一种卧薪尝胆的心态，等待下一次竞争的到来。这种心态最早就反映在历史学研究中。 　　英国史学史家古奇记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史学界掀起的一股研究像斯麦的热潮。他写道:“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数德国历史学家由于被耻辱与失败所激怒而用贬低伸斯麦的后继者的办法来推崇铁血宰相。”⑧古奇的著作录有德国史学家与伸斯麦相关的作品，如关于《伸斯麦全集》的出版信息、马尔克斯的伸斯麦研究和《德意志帝国的兴起》(1936年版)、迈耶的((1851一1859年间伸斯麦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中对奥地利的斗争》、斯特恩的《1816一1871年间的欧洲史》等。⑨多数德国史学家对伸斯麦的赞美往往伴随着对邻国的仇恨和蔑视;而几位对伸斯麦表示批评的史学家及其作品，如蔡库希的《德意志帝国政治史》和艾克的《伸斯麦传》，则旨在通过研究伸斯麦的对内对外政策，说明其中孕育了导致德国战败的种种原因。⑩不过，反思意在弥补，在民族情绪因战败受抑制的压力下，历史学家通过对政治主题的持续关注来重新激发德意志民族的斗志。 　　“一战”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