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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两条主线论”考察中国文明进程 　　无论古代的《二十四史》或者中国现代史学，对于中国文明进程的记述和研究基本都是围绕着一条主线，即“人与人”的关系。以一般中国通史对秦汉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阐述为例:商鞍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并得以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秦代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措施的实施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秦王朝的暴政引发了陈胜、吴广大起义;西汉王朝建立后采取轻摇薄赋、与民体养和屯田戍边等政策，迎来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可以说，一部中国通史，一部中国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与人”的关系史。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文明进程中处于何种状态，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又起着怎样的作用，以往学者尚很少采用系统论的方法、站在人地关系的视角，将其作为不可或缺的部分纳入到自己所建立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明史、社会发展史等研究体系。 　　近年来，随着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加剧，我国学术界尤其是地理学界，开始注意古往今来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从不同方面阐释人地关系对于不同时期区域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作用。尤其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近十余年来坚持不渝地力倡建立以研究古往今来“人地关系”为核心的“地球表层学”，他甚至认为“地球表层学”既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社会科学，而是一门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并列的新的科学体系[]。而诸如“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样从采取多学科交叉方法研究中国文明史的尝试[2]，也都极大地开阔了学术界认识以往时代的视野。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应该如何看待“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人与人”和“人与自然”这两种关系之间又存在何种互动关系?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曾经指出:“距今一万年以来，从文明产生的基础-农业的出现，刀耕火种、毁林种田，直到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取得巨大成就，是以地球濒临毁灭之灾为代价的。今天，诸如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短缺、土地生产力下降、森林锐减、草场退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的发生和发展，其成因虽有全球变化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农业文明发生以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本身以及这两种关系之间失之和谐的结果。基于这样的现实，我们感到，影响中国文明进程的主导性因素，除了“人与人”的关系这一条主线之外，还应当存在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另一条主线。 　　前者主要指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以及宗教、艺术等完全由人类自己构造的社会体系;后者则指人类的生存活动与自然界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两条主线本身的作用和这两条主线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推动着中国文明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两条主线论”。 “两条主线论”对于研究人类文明的进程和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能够全面、深入地用这一观点重新研究人类的文明史，那么必将会从中获得更多的启迪和经验，从而使历史研究具有更广泛、更深刻、更现实的意义，也将会推动传统历史学的学科进展。 　　阐明如此重大的学术问题，并非这篇短文可以企及。在这里，我们仅以简明例证说明“人与人”和“人与自然”这两条主线之间所存在的互动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在东、西方文明古国中，都有许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精辟论述。从春秋至两汉，中国的思想家们系统地阐发了“天人合一”理论，中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也始终是围绕着“天人关系”而发展、成熟的。司马迁在完成其名著《史记》之后就曾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所谓的“天人之际”，即天人关系，也即目前所谓的人地关系。可见，太史公业已体会到探讨天人关系，通晓古今演变机理当乃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 　　在长达数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存问题。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决定了当时人们只能依赖采集和渔猎为生，其生存、繁衍受到自然界强有力的支配。显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往往具有主导性的作用，“人与人”的关系则往往处在次要地位，表现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适应。 　　进入农业文明之后，虽然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仍较低下，但是，由于新石器、青铜器、铁器等一系列不断革新的技术成就的出现，人类一方面仍需依赖大自然，另一方面也开始了改造大自然的过程。 “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直接影响着“人与人”的关系。这种例证在中国文明进程中可谓枚不胜举。以下我们仅以北宋时期的宋辽关系为例略加阐释。我们知道，传统史学一般仅将宋辽战争归之为民族矛盾激化和宋辽两国统治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辽王朝是契丹族建立的少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