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还原”为基本理念探讨罗宗强文学思想史中的“纯文学”观念.docVIP

以“历史还原”为基本理念探讨罗宗强文学思想史中的“纯文学”观念 在罗宗强的文学思想史研究中，“历史还原”是他反复提及的核心理念。这个理念是针对当今古代文学思想史和古代文论研究中某些对古人的过度阐释和不当转化而发的。他反对用现代的理论任意附会、装扮古人，把古人文学思想不当地现代化。在1999 年发表于《文艺研究》的《古文论研究杂识》一文中，罗宗强对古代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对于古文论的研究，不能急于“古为今用”，要怀着一颗平常心，以求真为目的，庶几可以达到“无用之用”：“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弄清古文论的本来面目，也可以说是研究目的……求真的研究，看似于当前未有直接的用处，其实却是今天的文化建设非有不可的方面……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只要我们以一种严谨的学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扎扎实实地研究，我们就有可能更快地前进，更快地接近新理论创造的境界。”所以他把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第一位工作称之为“历史还原”。罗宗强在为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作序言时说：“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第一位的工作，应该是古代文学思想的尽可能的复原。复原古代文学思想的原貌，才有可能进一步对它做出评价，论略是非。这一步如果做不好，那么一切议论都是毫无意义的。我把这一步的工作称之为历史还原……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我以为，不论用何种的方法，都必须极重视历史的真实面貌。” “所谓历史的还原，就是弄清一种文学思想从萌生到发展的种种表现形态，弄清它产生和发展的前因后果。 罗宗强的文学思想史研究采用了很多新的范式，如通过士人心态来链接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想，兼顾考察作品中的文学思想等，都是他“历史还原”理念的具体落实。但也有论者提出了质疑，认为罗先生在写作中是用后设的“纯文学”观念来框架古人：“他在考察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时，首先有一个理论预设，那就是认为文学是重抒情、重形式、重美，并把这作为文学与非文学区分的标准……尽管他声称历史还原，但是自己又不知不觉地拿着现代人的纯文学标尺去衡量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凡和这一标尺相符的，罗先生就认为是重艺术特质，回到了文学本身……如果和这一标尺不符，罗先生就认为是重功利，远离了文学本质。”因此该文作者认为罗先生的文学思想史写作在“历史还原”这个理念上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尴尬”。这涉及当今的一种思潮，即对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写作中“纯文学”观合法性的质疑。本文试结合学术实践和理论对这个问题阐述自己的知见。 罗宗强关于文学思想史的文学观的确是一种纯文学观，他认为：“从总趋势看，从主要倾向看，我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重功利文学思想与非功利、重文学特征、重抒情的文学思想不断交替的过程。”因此他认为汉人的思想是“前文学思想”，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思想的总趋势是“沿着文学的艺术特质展开的，重抒情，重形式的美的探讨，重表现手段、表现方法”，是“淡化文学与政教之关系，而回归他自身”。可见，非功利、远离政教、重抒情、重表现手段、重表现方法，是罗先生文学思想史写作中隐含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观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作者们鉴于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过于政治化的文学史书写所共同采取的立场。更远一些来说，这也是 20 世纪以来逐渐形成并为国人认同的一种文学观。中国古代的“文学”多指“文章”“学术”，和现代的“文学”有所关联和交叉的是“文”这个内涵十分宽广的概念。20 世纪以来，在欧风美雨的吹袭下，国人逐渐建立了新的知识体系，文学从史学、哲学中独立出来。而且在对中西方文学史的考察中，国人注意到，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学，都大致可以分为杂文学和纯文学两种，如童行白《中国文学史纲》所说：“文学有纯杂之别，纯文学即美术文学，杂文学即实用文学也。”而随着五四运动以来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学重抒情性的纯文学的介绍，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纯文学观逐渐为文学史写作者们所认同。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 30年以阶级意识形态为标准的阶段后，人们又继续认同这种作为“人学”的纯文学观。 在这种纯文学观逐渐成为优势话语的复杂过程中，杂文学观虽然由于其局限性而被抛弃，但人们也一直在反思这种新的纯文学观是否和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情况相符。在当今的学术界中，这种反思仍在继续，上文提到的对罗宗强的质疑就是一例。又比如，基于对古人的文学观念的同情理解，现在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应该注意古人的文体观念，因此对于古代文体学的探讨越来越多了。吴承学在《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绪论中说：“本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主要是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对中国古代原来非常重要的一些文体形态相当忽视。因为从现在的眼光看，古代许多重要的文体形态是非文学的文体形态，但是在中国古代实用文体形态与文学文体形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