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的传播学分析.docVIP

《金陵十三钗》的传播学分析 　　严歌苓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以魏特琳女士日记为题材来源，创作了名为《金陵十三钗》的中篇小说，最初刊登在《小说月报bull;原创版》2005年第6期上;又以此为基础，将其修改为一部11.8万字的长篇小说，于2011年出版。金陵十三钗是指南京秦淮河上的十三名妓女，故事的核心是妓女将自己献给日本兵从而拯救了女学生，感人至深却又那么令人悲伤;张艺谋将这部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于2011年12月15日上映;2014年12月1日，在首个南京大屠杀公祭日到来的前夕，张黎导演将这部小说改编成了48集电视剧《四十九日bull;祭》，在湖南卫视黄金时段首播。故事经历了从小说到电影再到电视剧的传播。 　　一、同一个故事在三种媒介环境下，人物设置、情节安排、立意阐释与艺术特质的不同 　　小说中出场的人物有英格曼神父、副神父法比、雇工阿顾、陈乔治(厨子)、女学生(孟书娟、徐小愚等)、妓女(重点是赵玉墨、红绫和豆蔻)、军官戴涛、士兵李全友、壮丁王浦生、日兵军官少佐等。由于一场史无前例的南京大屠杀，原本几乎不可能相遇的人在一个名为威尔逊教堂的地方相遇了。在大难临头的危急关头，他们之间便有了关爱，甚至包括英格曼神甫对所有人极尽所能的庇佑。在阿顾、陈乔治、戴涛、李全有、王浦生、豆蔻等相继死去之后，女学生们的灾难最终来临。紧急关头，妓女们做出了牺牲。在战争带来的死亡面前，所谓的堕落与纯洁、伟大与渺小、男人和女人、东方和西方、规则与失范、道德与残暴……所有的对立都在逐渐消亡，所有的价值观都遭到颠覆，留给读者的是有关人性的反思。这也许就是这部小说的特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没有特别明晰的主题要读者们去归纳。 　　张艺谋电影《金陵十三钗》中出场的人物则是假神父(充当被炸死的英格曼神父的殡葬师)、陈乔治(教堂留守的唯一男士，且还是个孩子)、李教官、女学生(孟书娟等)、妓女(赵玉墨、豆蔻等)、士兵王浦生、日兵军官长谷川，并增加了一个人物--孟书娟的“汉奸”父亲。教堂神父被炸死，一个无赖式的叫做约翰bull;米勒的洋人作为已故神甫的殡葬师来到教堂，在日本鬼子闯进教堂的那一刻，阴差阳错地开始充当一群妓女和一群女学生的保护伞。妓女们顶替女学生已成定局，约翰为她们化妆，和她们调笑，把她们交到了日本人的手里。卡车修好后，利用孟书娟爸爸的一张通行证，将女学生们安然送出了南京城。人物少，故事简单，却极尽渲染之能事。渲染了妓女们的香艳，女学生们的纯真;渲染了约翰和玉墨的露水情缘，豆蔻对浦生献出生命的守护;渲染了日本鬼子大肆杀戮的惨烈。一个美国人拯救了一批中国人，凸显的是人道主义救赎的主题。 　　视剧《四十九日bull;祭》不仅将小说中出场的人物全部呈现，在情节上，电视剧将严歌苓小说中所有的情节都进行了展现，甚至将小说中所有的情节褶皱都打开来进行铺陈，添加了孟书娟父亲孟繁明和赵玉墨的情感纠葛，从而加强了女学生孟书娟对妓女赵玉墨的仇恨感。将赵玉墨与戴涛、赵玉墨与法比、红绫与陈乔治等的情感纠葛也进行了详细的刻画。少校戴涛、士兵李全有、教堂的法比等展开了对一群女学生和一群妓女的保护，讲述了一场男人保护女人的故事，最终上升到中国人自我救赎的主题。正如导演张黎认为该剧讲述了“民族自救的故事。中国人自救的故事。外国神救不了中国的人，外国的人救不了中国的人”。②同时，电视剧结尾加入了对于战争罪犯的审判，赵玉墨撕心裂肺的控诉，不由得让人想到目前紧张的中日关系，又让该剧的主题有了政治意味。 　　同一个故事，在三种媒介环境下表现出如此的不同，从传播学的学理来看，与传播主体的文化认知与艺术追求不同有关、与三种传播媒介的本质属性的不同有关、同时也与期待受众的不同有关。 　　二、创作主体的文化认知与艺术追求的不同 　　一个故事应该怎样讲，要表达什么样的主题，与创作主体的文化认知和艺术追求密切相关。面对一个有历史感的题材时，必然涉及两个问题：其一，从历史到当代，即通过历史故事的讲述，如何关联当代及其关联到什么，反映了创作主体的文化认知;其二，从理解到转化，即运用什么艺术手段进行叙事，凸显的则是创作主体的艺术追求。 　　小说《金陵十三钗》的创作主体是作家严歌苓，严歌苓的作品以描写女性见长，因而，在战火纷飞的惨烈的南京大屠杀中，最能刺痛严歌苓神经的也是女性悲剧化的生存境遇--时时面临着被强暴的危险。美籍华人的身份与经历，让她能跳出中西文化壁垒，用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胸怀去看问题，直指人性深处。 　　张艺谋电影《金陵十三钗》中，在导演张艺谋看来，电影应该有“国际化的视野”。所谓的国际化视野，大约也就是尽量减少民族性的东西，尽量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观众都能接受，而这样的处理结果便是淡化南京大屠杀、淡化这场灾难的民族性，添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