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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研究的当代启示 　　张志公先生是著名语言学家与语文教育家，被誉为是对传统语文教育做如此认真、系统、深入研究的“仅有的一位学者”。[1]他以数十年孜孜不倦的艰辛努力系统搜集、全面整理、深入研究了我国数千年来浩如烟海的语文教育史料，特别是众多残存的蒙书，撰写出《传统语文教学初探》《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及众多文章，对传统语文教育成败得失进行了具体阐发。他对传统语文教育的发掘与研究具有多方面重要意义，特别是在研究中表现出的探求真知、铢积寸累、披沙拣金、诚实严谨、理性科学的良好学术道德风范，对纠正当前沽名钓誉、轻薄浮躁、拼凑剽窃等不良研究风气时弊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一、探求真知的研究动因，是确保教育研究质量的重要前提 　　是出于个人得失的功利目的研究，还是为探索教育规律、促进学生发展研究，这是研究者首先要面对与回答的问题，也是研究者教育学术道德的分水岭。张志公先生之所以执着于传统语文教育研究，主要是由于在他看来这一研究有总结经验、探索规律等多方面功能。 　　张志公先生在《我和传统语文教育研究》《传统语文教学的得失》等文中具体阐述了自己研究这一问题的动因。首先，是由于语文学科所独具的民族传统文化之特征。任何一种语言既是民族文化、民族传统的最主要载体，又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习俗之中，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往往在其语言中有着充分的表达、传承与沉淀，这些表达、传承与沉淀就使得语文课程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传承性。正如张志公先生指出的：“语文是个民族性很强的学科。它不仅受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特点的制约，而且还受这个民族文化传统及心理的影响。”[2]语文课程要提高科学性，就不能不考虑民族文化特征，就不能不考虑其内含的文化特性。正因如此，张志公先生才十分关注传统语文教育，并试图从民族文化传承、心理特征与语言文字特点等诸多方面探求语文教育的独有规律与方法，为当代语文教育改革服务。其次，是由于语文课程一些基本构成要素所存在着的必然历史传承。我们知道，严格意义上的课程体系、学科设置、教材编写等基本要素始于20世纪初叶，即从1904年“癸卯学制”后才逐步出现。语文学科由于其鲜明的民族性而无法从国外引入，只能在借鉴传统的基础上设立。正是出于对我国教育历史变革的认识，张志公先生在考查了我国中小学各科教育历史流变后指出，在废科举、兴学堂之初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像博物、物理、化学、算学这些课程，都可以直接照搬外国的教材，甚至连历史、地理也可以部分搬用。只有一科没法照搬，连部分搬用都不可能，这就是语文，当时称‘国文’。”[3]显然，无法从国外引进的语文课程只能从源远流长的传统语文教育中继承经验、总结规律、提炼方法、促进发展。最后，是由于传统语文课程中包含着许多可供今天借鉴的经验。为推动社会变革、文化革命、科技普及，众多仁人志士在“打倒孔家店”的历史潮流中，对包括传统文化与教育在内的古代意识形态采取了一概否定态度，客观存在着把“孩子和污水一起倒掉”的倾向。因此，在基本完成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后，对有识之士来说存在着一个对传统文化辩证对待、理性选择的问题，在语文课程中也存在着一个如何正确对待源远流长古代语文教育遗产的问题。张志公先生指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在许多方面都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的，当然不可能都是精华，然而也绝不可能都是糟粕。如果都是糟粕，何来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教育，语文教学，亦然。”[4]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张志公先生为正本清源、积极汲取古代语文教育优秀传统与成功经验，以披沙拣金的执着精神对传统语文教育特别是传统蒙学蒙书进行系统具体研究，从中提取了一些值得今天学习借鉴的宝贵经验。 　　为探求传统语文教育中可供今天学习的宝贵经验而研究，是张志公先生研究这一问题的真正动因。这一着眼于推动语文课程发展提高而不是为显示学识，或只为谋求名利的研究动机，决定了他能如实、辩证、持久地进行研究，也确保了研究的质量与水平。 　　二、铢积寸累的研究积淀，是确保教育研究质量的重要基础 　　张志公先生认为，研究传统语文教育“资料是一个困难问题”，因为“研究性的资料有一点，不多；而历代藏书者和书商对蒙书都不重视，所以保存下来的很少，并且很难搜求”[5]。虽所存资料不多、搜寻不易，但从《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中众多的对古代语文教育文献的系列陈述、大量引用及该书所附“参考引用书目”与“蒙学书目稿”等来看，张志公先生在传统语文教育史料搜集整理中不是花费了一些气力，而是下了很大气力，才拥有了众多的一手资料。譬如对我国流传时间最久且一直流传下来的识字教材《急就篇》及以此为借鉴而编出的历代蒙书，他就从最早《汉书?艺文志》所载史游之《急就章》查证到《隋书?经籍志》所载崔浩之《急就章二卷》，再从《急就章二卷》考证到《旧唐书》所载颜之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