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子弟的怕与爱.docVIP

大院子弟的怕与爱 红色情结 　　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红色情结是很多大院子弟一个依然不过去的坎儿，因为正是父辈的红色身份，他们从全国各地走进首都或降生在首都，度过童年、青春期。从小在大院摸爬滚打，父辈多是不大不小的掌权者，他们从小就以为自己是伟大事业的接班人，很多人都崇拜毛泽东，都觉得自己在新一轮的世界大战中铁拳横扫，能成为战斗英雄（见《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独白）献身拯救全人类的伟大事业。 　　大牌如姜文导演，电影大鳄王中军，收藏家马未都等人，虽然都功成名就，但都在精神上崇拜毛泽东，甚至姜文自己都想演一次伟大领袖，革命还是一个让他们念念不忘的亢奋词汇。一部分人还有红歌、主旋律情结，像叶大鹰、冯小宁自己本身就是这些红色艺术的生产者，这也就能揣摩，崔健习惯戴的那顶帽子也许不仅仅是一种摇滚叛逆和政治波普，也有潜意识里面大院子弟红色意识的绵延。 投机意识 　　大院子弟的青春期，在冷战格局和“文革”渲染中，他们以为可以去战场上大练身手，建功立业，接过父辈的班，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迅速到来的改革开放，打破了他们这种战争英雄梦，却让他们最早看到外面世界和物质世界的诱惑。脑子转得快的，纷纷留学镀金、创业、投资，纷纷利用父辈的特权、人脉关系网，抢先跑马圈地进入各个资源领域，在以投机、官倒闻名的80、90年代，他们已在各行各业立下自己的山头。 　　今天的地产、能源、交通、娱乐等各个领域的民营资本的大鳄，凡有大院子弟经历的，在创业之初的80、90年代，有几个不是闻风先动，占了政策便宜，搭了顺风车，通过决策层的人脉，抢了市场先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直至今天，在一些普通民营资本难以触及的暧昧领域，还有多少人的圈地运动依然靠着大院子弟血统积攒来下的人脉与资源。 身份优越 　　他们是1949年后的新北京人，从小的话语体系、人生经历异于常人，讲着京腔却和土生土长胡同里平头百姓有本质区别。他们是各种时髦事物的尝鲜者，哪怕在全民封禁的年代，他们可以带着“批判”的名义，通过父母关系、单位便利看内参片，借阅禁书，偷听敌台，所冒的风险大大小于普罗大众。 　　按时间顺序推演，一些学者归纳认为，大院子弟的人生经历分成“文革”受害者（参与者）、回归者、改革者、顽主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事实上都和出身血统、文化垄断、特权享受等休戚相关，而在80年代的暴发户辈出，90年代以来文化盗版事业普及，新世纪以来互联网全球化以来，大院子弟已经到深藏功与名的阶段，冯小刚的发飙并不能代表大院子弟现状，而当年的“红小兵”、“红卫兵”陆续出来道歉倒是一个优越感缓解，从点将台上下来的一个信号。 蛮霸好斗 　　大院子弟就像王朔小说里电影一样 “动物凶猛”，因为在锁闭的环境长大，让他们一定程度上是与大社会隔离了，在备战、备荒、批斗、揭发的“文革”环境中摸爬滚打，身份优越让他们很难冷静观察、优雅从容，他们的统治欲、支配欲，在封闭年代体现为军事化崇拜，文攻武斗派系英雄崇拜，而在商业年代，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土豪崇拜，资本炫富与资源垄断两两相望，在宛如自家后院的市场横冲直撞。 　　面对中日、中美等关系，今天很多大院子弟骨子里还是主战派。源于青春期的迷狂，他们是铁腕人物、极权政治、铁拳军队的崇拜者。这一精神发挥在商业领域，就是弱肉强食野蛮生存的丛林法则。 陈红能够从女演员身份向女制片人成功转型，看起来纤弱的女子成为女强人，恐怕也与她在部队大院成长的经历不无关系。 缺乏自省意识 　　在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导演千回百转地采访了比王朔他们大一轮的另一拨大院子弟。作为当时最火爆的年轻人，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避世安度余生的老人，当年他们以打砸抢敢把皇帝拉下马出名，他们面对镜头除了推卸责任，竟然毫无忏悔意识，或者忏悔也是自认为是历史受害者，形势所迫大环境所逼自己并无多大责任。 　　从小被追捧，在优越感里生活，乃至人格单一，面子大，有傲气，缺乏同理心，缺乏自省、自我审视精神的实质，就是自恋和放不下架子。比如，观众恶评作品，票房没达到预期，冯小刚就跳起来破口大骂，一边却巴不得自封为大师，自由驾驭文艺片、商业片两种东西，自视甚高，偶有摔跤就撒娇犯浑，以为可以《一九四二》成为文艺片大师，以《私人订制》继续商业冠军的头衔，可不被市场和观众待见。 贫嘴能事 　　大院子弟能侃，贫嘴，和皇城根下的老北京平头百姓能侃是两回事，老百姓胡喷瞎掰，煞有介事，很多时候是爱慕虚荣，攀龙附凤、添油加醋满足向陌生人、外地人炫耀自己京城身份的需求；大院子弟不同，他们的父亲功勋，以及他们经历的各种事件、风波，随便把一条都能头头是道，其他人艳羡的各种政治轶事、八卦，都能在他们口中衍生出各种趣味，即便他们调侃红色故事，都是以浓郁的怀旧气氛进行，一种青春期的浪潮刚刚消退的沉湎。 　　大院子弟们创作的文学、影视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