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从商税和城市看宋代社会的自然经济”.doc

再论“从商税和城市看宋代社会的自然经济” 王祥春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桂林，541001） [内容提要]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商品经济在宋代获得了很大发展，在社会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有的学者却认为宋代并不存在颇为发达的商品经济，也不存在商业性都市的普遍发展，并以商税为例，说熙宁十年城市商税额在全国商税总入所占比例为20%略强，如果再加上坊场钱，只能占到10%强了。因此得出宋代不存在商业性城市的普遍发展。那么宋代到底有没有商业性城市的普遍发展呢？…… [关键词]商税；商业性城市；商品经济；发展 我们都知道，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顶峰时期，无论从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从城市的变化，都产生了一些与以前社会完全不同的特点。封建社会的经济在宋代几臻化极，很多在后世社会中起重要作用的经济现象，都可以在宋代社会中找到，比如：商业信用、有价证券、纸币等。商品经济由以前的自然经济的附属状态一跃而成为社会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力量，这也是发生在宋代。这从商税在国家赋税总入中所占的比例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可是有的学界前辈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宋代的社会经济根本不存在颇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宋代也没有大规模的商品流转，宋代的大城市一般地也不是商业性城市，当然更谈不上手工业城市了。笔者以为这样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当然，以笔者的这点学识水平是没有资格在这里评论前人的，笔者在这里班门弄斧只不过是想引起学界前辈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同时也表达一下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无半点对学界前辈不敬的意思。错谬之处，敬请前辈专家们给予批评指出。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即商税问题。宋代的商税是由专门设置的“商税务”负责征课的，商税务遍设于全国各地，除极个别的州、县外，一般都有设置，各州、县设“务”的数目多少不等，一般的县都有一个以上的务。宋神宗时，全国共有一千二百多个县、军、监，而全国所设的商税务竟达二千二百多个。因此，不少的场镇也都设有商税务，对一些商税额不高（年税额不足1千贯）的不便设置商税务的更小场、镇，则采用“买扑”的办法由商人或地主包揽，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包税制”，所收税额称“坊场钱”。这当然也是商税的一种。可以说，宋代的商税征课组织遍布全国各地，构成了细密的商税网。 有的前辈学者就以商税组织遍布全国各地这一事实，得出当时商税的主要来源是全国的县、镇、场务。理由如下：虽然某些大城市的商税务在征课数额上较一般的县、镇场务为高，但其总额却并不大，不是商税的主要的组成部分。并举出熙宁十年征课额在十万贯以上的场务，只有首都东京一处：征课额在五万贯以上十万贯以下的场务，只有十处；征课额在三万贯以上五万贯以下的场务，也只有二十八处。三类合在一起，其总额略为二百另五万贯，比较起来所占比例只不过百分之二十略强，其余的百分之八十则是来自遍布全国的各县、镇场务。如果在加上坊场钱来比较，其比例就更低了，大城市所征课的商税，只能占到百分之十略强了。由此得出结论，宋代商品交换的主要部分是分散在广大的小市场上进行的，而不是集中在所谓的大城市。（1）因而宋代不存在商业都市的普遍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没有突破小市集的界限。 那么这种结论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呢？城市商税总额在全国商税总入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是否真的只有百分之十略强？我们还是用漆侠先生所作的分析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漆侠先生在《宋代经济史》中为我们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 根据熙宁十年商税记录材料统计，全国每年商税额在三万贯以上的城市共四十四座，商税总额为二百二十五万二百五十四贯，占是年商税总额八百七十八万八千六百二十一贯的百分之二五·六。这就是说，全国四分之一以上的商品交换是在这四十四座城市中进行的。如果将川峡路行使铁钱路分的一十六座城市及其年收商税六十七万五千七百五十九贯抛去，则行使铜钱路分的二十八座城市，共收商税为一百五十七万四千四百九十五贯，占铜钱总额七百一十三万九千六百七十七贯的百分之二十二。即是说在二十八城市中的商品交换，占全部铜钱地区贸易的百分之二十二。 全国商税收入在三万贯以下二万贯以上的城市共有二十七座，商税额九十一万二千二百一十八贯。如果与上述数字相加，即七十一座城市商税额三百一十六万二千四百七十二贯，占全国商税总额八百七十八万八千六百二十一贯的百分之三六。也就是说，在七十一座城市中的商品交换，占全国商税总额的百分之三六。 全国市镇商税总额为六十二万五千七百三十四贯（其中包括川峡四路铁钱税额三万七千四十五贯）占全国商税百分之七·二。如果除去川峡四路，则占百分之六·七。 对两万贯以下，五千贯以上商税收入的城市无须再作统计，就以上述统计材料来看，在市镇这样的小市场或者说低级市场上的商品交换量是不大的。而全国七十一座城市亦即大中城市的商品交换量则要占全国商税总额的百分之三六，因而商品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