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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的消蚀瓦解

摘要：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理念，解构主义颠覆了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瓦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消解了语言及其意义的确定性。格非的《褐色鸟群》曾被誉为当代文学中最玄奥的一部作品，作家以其暧昧不清的语言风格和独特的叙述结构颠覆了传统小说的范式，在矛盾、否定中解构了确定性和历史性。

关键词：解构主义；《褐色鸟群》；格非；二元对立

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WilhelmNietzsche）以“上帝死了”的口号要求“重估一切价值”。从此，一股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思想潮流在西方兴起。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分析了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ofElea）的残篇，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相通，批判了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创立形而上学以来，逻各斯一直被西方人与“逻辑陈述”画上等号的历史性曲解。受尼采哲学、海德格尔现象学以及欧洲左派批判理论影响，在法国“五月风暴”抗议运动的背景下，解构主义诞生了。［1］作为解构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基于海德格尔的理论，批判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理论，严厉抨击了二元对立这一具有稳固根基的传统思想，并提出要解构二元对立。［2］

总的来说，解构主义反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反对一切封闭僵硬的体系，主张对社会秩序、道德秩序等方面的转型。［3］格非作为先锋派作家，深受阿根廷小说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LuisBorges）的影响，擅长以不同于传统的方式在内容、形式与意义上创造“新小说”。在《褐色鸟群》中，格非以反传统的线性叙事方式，采用嵌套式结构展开故事，并运用了“空缺”等手法给故事留下无限想象空间，体现了对传统叙事手法的解构。除了对叙事手法的解构，《褐色鸟群》中描述的“神秘女人”故事还体现了格非对男性话语的解构，而穿插在故事前后的矛盾和互相否定又体现了对确定性、历史性的解构。

一、对传统叙事手法的解构

德里达认为，文学作品一旦形成，就意味着“在场”的消失和死亡，同时新的“在场”又出现在阅读之中，而文学作品“在场”的消失和重建活动也摆脱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束缚。［4］从解构主义视角出发，格非以新的方式解构了经典叙事的规约。

在传统的小说观念里，情节是按照时间的线性方向延伸前进的，遵循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先后顺序。而在《褐色鸟群》中，格非展开的是一个“故事套故事”的嵌套式结构：一个是“我”和“棋”的故事——“我”在“水边”写作时，一个穿橙红色衣服名叫“棋”的女人来到我的寓所，以“心理分析医生”般的身份与“我”夜谈。当“我”的故事没有往下延伸的空间时，“棋”离开了我的公寓，声称会再来看“我”。可是当“棋”再次到来时，她却否认了自己的身份。另一个是这场夜谈中展开的关于“我”和“我”的妻子的故事——“我”在城市的街上被一个漂亮的女人吸引，跟着她越走越远，看着她走上了一座桥，当“我”也走上这座桥时，却发现桥是断的。若干年后，“我”和这个女人再次相遇，她的丈夫在雪夜醉酒后摔倒在粪池边死去，“我”和这个女人结合，但女人却在新婚当天去世。当讲到“我”和那个女人再次相遇时，“棋”说“我”的故事有些特别，“你的故事始终是一个圆圈，它在展开情节的同时，也意味着重复。只要你高兴，你就可以永远讲下去”［5］。“我”和“棋”在故事的开始相遇，在最后重逢时形成闭环；“我”在开始交代了女人的去世，在最后又以她的死亡作为故事的结尾，首尾相连形成一个圆圈。这也充分表明“我”的叙事与传统叙事的巨大差别，“我”的叙事不是有头有尾的线性因果叙述，而是圆圈式的重复循环叙述。当读者以为故事结束了，“我”却又能把故事接着讲下去。这种双故事、双进程的圆圈式结构一改平铺直叙的乏味，解构了传统线性叙事的固有规范。

在“我”向“棋”讲述关于“我”和女人的故事过程时，“我”的叙述并不是连贯的，而是断断续续的。“我”的发言有时会被“棋”的发问打断，有时会被“我”的意识活动打断，有时“棋”会漫不经心地猜出故事后面发生了什么，从而把故事的进程往后延展。叙事不仅在回忆中“我”和女人的故事以及现实中“我”和“棋”的对话中来回切换，还在“我”清醒的思索和坠入梦乡的恍惚之间切换，模糊了回忆与当下、现实和梦境的边界，这种连续性被破坏的叙事也消解了传统故事的线性叙事。

德里达创造了“延异”（différance）一词，作为瓦解结构意义确定性的关键性概念。［6］根据对符号的推演，德里达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语言符号无非是一系列不断推延的差异游戏，最后的结论是永远得不出的。［7］“延异”在内涵上有两层意义：一是具有区分的意义，主要诉诸空间；二是具有延缓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