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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女性的悲剧命运

民俗事象纷繁复杂，从社会基础的经济活动，到相应的社会关系，再到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大都附有一定的民俗行为及有关的心理活动。在萧红的小说中，婚姻民俗作为社会民俗的一部分，是萧红着墨最多的地方，也是最能体现民俗书写之于文学的意义的。

一、萧红小说中的婚姻民俗

婚姻是维系人类繁衍的基本制度，也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手段。由于东北独特的地理环境，其婚俗也在多元文化的融合中形成了封建尚礼与原始自由相杂的独特文化景观。按照具体的形态，婚姻民俗可以分为一般的婚姻民俗和特殊的婚姻民俗。前者主要是指“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这是传统婚恋模式的核心特征，在特定历史时期维系了家庭伦理与社会稳定。萧红在作品中以客观叙事者的口吻和儿童视角予以表现。

（一）一般的婚姻俗制：“父母之命，媒灼之言”

在《呼兰河传》的第二章，萧红先是以客观叙事者的口吻介绍了当地的结婚流程，随后提到了“父母之命，媒的之言”这种当时社会普遍认可的婚姻形式，“也有男女两家都是外乡赶来看戏的，男家的公子也并不在，女家的小姐也并不在。只是两家的双亲有媒人从中媾通着，就把亲事给定了\[2]。由此可见，结婚这件人生大事在当时几乎全凭父母做主、媒婆搭桥牵线，而男女双方即使不在场也没关系。

在《小城三月》里，萧红又借助儿童视角，写到原本与“我\哥哥互有好感的翠姨，她在妹妹出嫁之后，也难逃被指婚的命运。在被安排与男方见面时，翠姨甚至不知道对方是谁，“她只当是哪里来了这样一位乡下的客人\[3]。连\我\这个孩子都被祖母叫到一边告知此事，翠姨身为当事人却一无所知。这种充满荒诞感的初次见面因为儿童视角而显得合理，却也因为“我\的知情而被强化。从“我”后来的叙述中也能明显感受到翠姨对这种指婚习俗的排斥心理。

（二）特殊的婚姻俗制

民间也存在一些特殊的婚姻俗制，如指腹婚、表亲婚、童养婚、自愿婚等。萧红的笔下虽然对此都有所涉及，但并没有为每一种婚姻俗制安排特定的故事，而是详略结合，着重表现后两种婚俗。

指腹婚指两家主妇同时有孕时，双方父母约定若所生为一男一女，即结为夫妻。在《呼兰河传》的第二章，萧红突出强调了促成指腹婚的经济条件，“这指腹为亲的，多半都是相当有点资财的人家才有这样的事\4。由此可见，这种婚姻完全基于父母的意愿，新生儿尚未出世便被定下婚约，这实质上是一种以家族利益为核心的包办婚姻形式。

“表亲婚”又称“中表婚”，是指血缘关系中同辈分的表兄弟姐妹之间缔结的婚姻，属于中国传统婚俗中“近亲联姻”的一种形式，是一种以血缘联系为基础的婚姻形态。同样是在《呼兰河传》的第二章，萧红以说书人的口吻谈及：“他们一言为定，终生合好。间或也有被父母所阻拦，生出来许多波折。但那波折都是非常美丽的，使人一讲起来，真是比看《红楼梦》更有趣味。”[5]

一般来说，童养婚指家庭在女子幼年时便将其送到未来夫家抚养，成年后再正式成婚。男方家庭收养童养媳，为其提供吃住，但童养媳要在夫家承担劳务，身份近似于儿媳与婢女的混合体。《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就是童养媳。刚来老胡家的时候，小团圆媳妇扎着快垂到膝间的辫子，脸上笑呵呵的。但在众人眼里，童养媳似乎应该表现得怯生生的，而她太大方反倒显得不像了。

萧红的小说中还刻画了一种婚姻俗制，即自愿婚。根据乌丙安先生在《民俗学丛话》中的解释，它是一种“以男女双方性爱为手段的正常婚俗”，但并没有按照民间认可的程序，因而带有私奔的意味。《后花园》中冯二成子与王寡妇因相同的命运遭际走到了一起，冯二成子因追求心爱的姑娘而不得，王寡妇在丈夫死后过着寂寞孤独的生活，两个人在痛苦倾诉一番后相互慰藉，彼此获得了肉体的抚慰和重新生活的动力，他们没有任何的婚姻仪式便搬到了一起，从此“搭伙\过日子。

一方面，萧红在小说中描写了民间大部分的婚俗形态，丰富了文本的内涵，强化了文学与民俗学的联系；另一方面，这种民俗书写也成就了萧红独特的叙述视角：以“婚姻”为女性的命运书写提供场域，以“民俗”为仪式解构民间默认的规则在婚姻中对女性身体和精神的绞杀。

二、婚民俗下的女性命运

（一）婚姻：集中反映女性命运的场域

在萧红的笔下，婚姻成为集中反映女性命运的场域。萧红以内化的视角，观察女性在进入婚姻后生命是如何一步步枯萎凋谢的。《小城三月》中透过“我\的目光观察翠姨在订婚前后的变化：翠姨由于母亲寡妇的身份，心中做好了将来命运不好的准备；但是在得知被许配给根本不喜欢的男人后便更加郁郁寡欢；最后一听到婆家说要成婚，翠姨立马就病倒了。

《生死场》的金枝因为未婚先孕，在结婚前就遭受了乡民的指指点点和唾弃，传统婚俗的三媒六聘、明媒正娶在村民观念中是根深蒂固的，一旦僭越，就是灾难性的后果。金枝嫁给成业后，成业果然把她当作免费的劳动力和满足生理、生育需求的工具。他不仅开始打骂金枝，还在金枝快生产时强行与她发生关系，导致金枝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