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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少数民族诗歌的民族志写作及其价值

随着人类学、民俗学及民族学在中国兴起，作为这些研究领域学者看家本领的田野调查（Fieldwork）和民族志（Ethnography）写作也开始在中国流行。在这一趋势下，无论是了解还是不了解民族志本质内涵的学者，在得知民族志这个流行性、大众化概念的前提下，都不约而同地以与民族志书写相关的观念和审美感知来观照、论述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的特征。如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MarkBender）认为印度东北和中国西南不同民族或族部的诗歌创作是一种民族志诗歌。这种带有研究者个人经验性、印象性的民族志观照，有可能是一种合理的民族志运用，也有可能与民族志的本质内涵相差甚远。客观而言，民族志研究和少数民族诗歌存在很多相互交合之处，因为它们的研究对象和书写对象其实都着眼于民族和族群的文化。在此意义上，民族志是关于民族和族群社会文化的研究，少数民族诗歌是关于民族和地方的文化书写，二者在文化书写维度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因此，梳理、呈现民族志作为关于民族和族群社会文化研究范式的内涵及其文学性、诗性特征，确定民族志写作是以田野调查为核心、深入特定民族和族群的研究方式，再考察少数民族的身份、语言及题材限定下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如何与民族志所研究的民族和族群的文化书写内涵相契合、对应，这对判断少数民族诗歌的本体性写作特征以及破除学界关于少数民族诗歌作为一种民族志写作的感性判断，有着直接的意义。

一、民族志的内涵与少数民族诗歌的民族志特征

讨论少数民族诗歌与民族志写作的关系，先要厘清民族志的内涵和民族志写作的文学性、诗性特征。作为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民族志一词在19世纪的欧洲大陆开始流传。3早期从事民族志研究的学者一般来自所研究的民族或族群之外，其主导下的民族志研究和民族志写作即为具有“他者”身份的研究者（一个或多个），前往特定民族或族群进行民族文化和族群文化的田野调查，并完成具有“他者”性的民族志写作的过程。其实质内涵可以概括为一种关于民族和族群的文化书写。

从时间上看，民族志概念虽产生和流传于19世纪，但它成为人类学、民俗学研究的科学性方法，则是在20世纪初。其标志是英国人类学家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于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nautsoftheWesternPacific）一书。在该书中，马林诺夫斯基根据个人1914年至1918年在新几内亚地区进行民族志的经历，提出了科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后，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及其文化书写被运用于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中，并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我们仔细甄别这些不同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能在其中发现民族志书写与诗歌（含口头诗歌）研究的渊源。在全球范围内，土著部落大多没有书写文字。这种没有书写文字的现实情况造成了全球很多土著部落依靠口头表达、口头传承的传统。而为了便于记忆和延续这种口头表达，相对固定的口头表达程式（如句式结构、意象）、韵律、主题等就出现在土著部落的史诗、长诗、叙事诗、歌谣及说唱等韵文体口头诗歌文本与诗体口头诗歌文本之中。这些口传文本（特别是篇幅宏大的口头史诗）既是土著部落历史与文化的记录，也是他们表达情感的“诗”。由此，参照民族志田野调查和写作的标准（特别是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科学民族志标准），本文对具有文学性、诗性的民族志写作进行相应的界定：第一，写作者要有民族或族群的身份；第二，写作者需要长时间浸染于所属民族、族群的文化当中，具有所属民族或族群的文化血脉、文化情感；第三，写作者的作品要描述、叙述所属民族或族群的文化，实现关于民族和族群的文化书写。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当代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诗人，他们身上展现出的横亘于民族与地方之上的文化书写，恰恰符合这样的民族志写作特征。

从时间上看，中国现代汉语诗歌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正式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少数民族诗歌作为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的一个书写类型，具有独特的考察价值。少数民族诗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地方性的特征。这依赖它独特的建构与呈现形式。要想深刻把握少数民族诗歌的内涵特征，掌握其内蕴的民族性与地方性，就有必要厘清其文化书写主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产生少数民族诗歌，而写作这些诗歌的诗人在过去七十余年的历程中大致形成“三代人\的梯队。“第一代\少数民族诗人是在1949年后开始写作的，以韦其麟、晓雪、苗延秀、丹真贡布等为代表。“第二代\少数民族诗人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现在是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主力，主要以吉狄马加、娜夜、赵卫峰、扎西才让等为代表。“第三代\少数民族诗人是从21世纪开始诗歌创作的，主要以嘎代才让、何永飞、安然、苏笑嫣等为代表。这三代诗人当中，第一代少数民族诗人肩负建构少数民族诗歌文体价值的重任，他们在20世纪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