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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与再创造

科幻片，一直被视为美国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工业之下独树一帜的类型片财产。自1931年带有表现主义恐怖色彩的《弗兰肯斯坦》（詹姆斯·惠尔，1931）问世之后，从《金刚》（梅里安·C·库珀，1933）的巨物想象到《奇爱博士》（斯坦利·库布里克，1964）的政治隐喻，从《2001太空漫游》（斯坦利·库布里克，1968）的宏伟壮阔到《E·T外星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1982）的童趣纯真，美国科幻片作为映射美国文化、科技成就、政治局势的一面镜子，已经发展得愈加成熟。如今，以《星球大战》系列、《终结者》系列、漫威改编为代表等以视听奇观架构科技想象的美式科幻片，已经成为好莱坞掠夺全球票房的利器，也是美国价值观输出的重要渠道。在此背景下，科幻片发展史的舞台，似乎从来都是美国一枝独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零星创作常被淹没于浩如烟海的美式“大片”中，中国香港亦如是。

与美国逼真的特效、前卫的科技想象相比，中国香港科幻片的制作难免显得粗糙，无法带给观众惊心动魄的观赏体验一一科幻片并非源自香港本土，文化根基缺乏、制作规模狭小、特效技术落后等种种不利条件限制了它的发展，使其在武侠片、功夫片、警匪片等发展成熟的类型片荫蔽之下仿如学步的婴儿，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乏善可陈。尽管如此，香港科幻片的存在意义依旧是值得深究和探讨的一一并非来源于“硬科幻”的逻辑与严谨，而是落地于“软科幻”的奇幻想象与人文哲思。也就是说，从社会学角度建构的香港科幻片，尽管缺乏自然科学基础，无法对人类文明的未来作出有力的应答，却能将重点放在探讨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其他人文价值层面，对当下社会提供行之有效的反思。这是香港科幻片的创作策略，也是其“移植”成功的秘诀。

电影《百变星君》海报（中国香港，1995）

除了从“硬”变“软”的落地，还有“港”式的本土改造。香港电影与观众由来已久的亲密关系使其对观众的审美与需求洞若观火，而在市场体制的催化下，香港科幻片与其他类型片的生产范式渐趋同步：跨类型融合、喜剧为底色的基调、人情冷暖的描摹…褪去了好莱坞的宏大叙事，香港科幻片以“草根化”的创作手法使影片符合在港观众的审美趣味，使作品尽管不华丽，但却有“味道”，尽管没有科学视野，但却充满了人文关怀。无论是《憨星先生》（马伟豪，1997）中外星宝宝的稚嫩懵懂还是《卫斯理之蓝血人》（刘伟强，2002）中爱情的感天动地，抑或《百变星君》（叶伟民，1995）中笑中带泪的亲情呈现……香港科幻片以其独有的方式探究微观叙事的可能，给一向由美国主宰话语权的科幻片类型注入了“港味”。所以，尽管港产科幻片的创作规模极其微小，质量良莠不齐，它仍有其可爱之处，有被关注的必要和研究的价值。在冰冷的高精尖科幻的震惊体验之余，偶尔对特效粗糙，但充盈着人性温情的港产科幻片投以一瞥，内心温柔回落的瞬间就是它们存在的意义，亦是本文探究的主要目的。

一、科幻与经典类型结合的制片策略

香港有着与城市发展相辅相成的电影工业，20世纪60年代香港社会经济腾飞的大环境使香港的电影产业也发展出追名逐利的氛围，在创作与制作上更倾向于保留其作为文化产品的商业属性。同时，香港现代化脚步的加快加速了西方文化的渗透，而在复杂的历史语境中，传统中原文化、当地的岭南文化以及不断传入的西方文化相互博弈“嬉戏”，导致香港的社会氛围从意识形态传达转向了商业利润的攫取；最后，香港都市的发展伴随着消费文化的蓬勃，对于年轻一代观众而言，娱乐性较强的商业性类型电影有着更为“快餐式”的观影体验，不仅迎合了他们的审美需求，更契合新时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于是，在现代都市经济和文化基础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香港电影逐渐形成自己的风貌，开始了本土化电影类型的制作。

本土意识觉醒的香港电影，发展出武侠片、动作片、警匪片、喜剧片等丰富多元的类型范式，它们都显示出相似的美学特征：快叙事节奏、强视听刺激。波德维尔用八个字精准概括了香港电影的整体景观：

“尽皆过火，尽是癫狂。”①在这样“过火”的整体氛围中，科幻片是被冷落的一类，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科幻片的制作也寥寥无几。究其原因，无非是由嘉禾开创的“卫星公司”式的制片策略决定了电影人们不会“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他们更倾向于投资规模小、资金快速回笼的制片方式；另外，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遭遇造就了其岭南文化、中原文化、西方文化杂糅的文化景观，50年代之后，中原文化的家国情怀逐渐让位于岭南地域文化的本土意识，岭南文化的玄学特色使得香港民众更醉心于神怪题材，香港缺乏崇尚科学的话语与氛围；最后，香港电影工业规模狭小，特效制作技术落后，这是香港科幻片落后于好莱坞科幻片的根本弊病。

因此，于香港而言，优秀的科幻片从来不是规模宏大、制作精良、特效炫目的“硬科幻大片”，而是那些带有cult气质的小成本制作。这些影片将科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