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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市中小学生社会托管：现状、问题与优化策略探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乌海市的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越来越多的家长因工作繁忙，无法在孩子放学或假期期间进行有效看护和教育指导，中小学生的托管需求日益增长。与此同时，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在托管期间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成为教育领域关注的重点。在此背景下，乌海市中小学生社会托管问题备受瞩目。

中小学生社会托管不仅关系到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也影响着家长的工作和生活。有效的托管服务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全、有益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升综合素质，还能减轻家长的负担，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然而，目前乌海市的中小学生社会托管在服务质量、管理规范、资源配置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如托管机构资质参差不齐、托管内容单一、安全隐患较大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托管服务的发展，无法满足家长和学生的需求。

因此，深入探讨乌海市中小学生社会托管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乌海市中小学生社会托管现状的调查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结合乌海市的实际情况，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对策，为完善乌海市中小学生社会托管体系，提高托管服务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推动乌海市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许多发达国家较早关注到中小学生托管问题，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美国自推行放学后计划以来，校内托管服务成为国家为儿童提供的福利事业，政府划拨专项资金支持，有着丰富的内容与组织形式，还成立了“放学后联盟”、放学后教育质量研究中心等组织，对课后托管服务开展情况进行调查并公开报告，不断完善托管教育体系。英国结合社会力量创办的托管服务类型丰富，但校外托管服务占主体，校内托管服务组织形式较为单一，不过当前英国政府致力于让所有中小学成为校内托管教育主体。韩国以“放学后学校”为主要教育托管服务形式，由校长领导，运营委员会负责管理，接受学生与家长监督，教育部根据地区发展情况提供资金，为学生安排特长类、学科类课程，还为贫困生提供减免政策，有效减轻了家长经济负担和学生课业负担，消除课外补习不良影响。日本注重校内托管服务发展，政府提供资金保障并颁布严格政策法律，多个部门共同发布《放学后儿童综合计划》，明确发展目标，使校内托管服务保障了儿童安全，有效利用学校闲置资源，因其形式灵活多样而得到家长认同。在课程设置方面，斯皮尔伯格（Spielberger,2002）认为课后服务课程应考虑学生心理，营造轻松学习环境，提供多元化学习方式，以改善学生学习习惯和行为，提升学习能力。塞拉梦波特、巴塞特、温斯勒（Sarampote,Bassett，Winsler,2004）建议增加联邦资金、制定项目标准、让社区参与管理课后计划以及向家长提供更多托管选择信息。沃尔特（ChristineWalter,2008）分析了新西兰政府针对儿童课后问题的“五年计划”政策，该政策为课后托管服务提供资金，在来源、人员安排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有利于建立托管服务质量监督机制，提高服务质量。

国内对于中小学生托管的研究随着社会需求的增长也在不断深入。在政策类型研究方面，周红霞（2015）比较了浙江、上海、南京、济南等地课后服务的政策定位、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经费、服务师资等方面的不同，并提出相关建议。屈璐（2019）梳理了我国课后服务政策从需求导向的初创阶段、地方先行的发展阶段到政策统合的繁荣阶段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政策导向下课后服务在行政职能、实施对象、服务内容、经费保障、人员推进等五个维度的完善。还有学者从发达国家课后服务经验出发，结合中国课后服务现状进行比较，如娄仲良、范诗武、柯政（2019）重点分析主要发达国家在课后辅导服务上法律性质的界定、服务经费的保障、服务场所的确定、服务内容的落实、服务提供者的选择、服务的评价和监管等六方面问题，进而对完善我国课后服务体系提出建议。郭静、车丽娜（2019）通过研究英国政府课后服务多方通力协作的特点，提出我国应构建集教育、健康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服务体系，为学龄儿童提供安全、有意义的成长环境和制度保障。在政策执行情况研究上，多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来了解政策执行情况。而在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方面，有研究指出存在教师责任重、压力大，师资配备不到位，托管服务项目单一，校外资源难以进入学校，家长委员会监管作用缺失，经费不足，监管空白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邓雪柳等（2015）将我国校内托管服务划分为弹性放学模式、家委会主导学校配合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引入外援模式等四种主要模式。

国内外研究虽取得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