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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影《热带雨》看当代新加坡华人的文化焦虑

胡银锋，岑园园

（1.广西外国语学院文学院，广西南宁530222；2.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福建厦门361005）

新加坡华人导演陈哲艺的电影《热带雨》（2019年）讲述中学华文女教师阿玲在婚姻和事业双双受挫时，面对喜爱中国文化的中学生郭伟伦的追求，阴差阳错之下与他发生了乱伦之恋。电影最后，离了婚、怀着孕的阿玲回到名曰“太平”的马来西亚家乡。该影片揭示了蔓延在新加坡华人群体中长期且严重的文化焦虑，实际上，这种文化焦虑并不专属于新加坡华人，而是所有海外华人群体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该影片获得了澳门国际影展最佳导演奖。可以说，《热带雨》的成功，无论是对陈哲艺的导演事业，还是对华人群体的生存观察和反思，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国家。华人人口占新加坡总人口的70%以上，在新加坡华人家庭里可能会使用英语、华语、马来语和十多种华族方言来交流。《热带雨》中人物以华语、英语、闽南语、马来语等多种语言（方言）进行对话，正是典型的“新加坡现象”。华语作为华人文化的载体，蕴涵着古老、坚韧、容忍等品格，但华语在新加坡却成为一种孤独的、被不断边缘化的语言，这种尴尬境地在《热带雨》中有突出的呈现。这一现象与半个多世纪以来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有着直接的关联。

1965年完全独立之后，新加坡不断调整华文教育政策。蔡明宏将其总结为20世纪50年代始推行的“双语政策”和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两次“华文教育改革”。通过改革取消华语为必修科、取消华语与升学考试挂钩政策等，这些对新加坡华文教育不利的政策和措施，使得华语教学呈重听说、轻读写的状态，“导致了‘有语无文’‘强语弱文’现象的产生”[1]，实际上也大大降低了学生学习华语的意愿。

当第一世界的“文化价值”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方式对第三世界原有的价值观进行挤压甚至矮化时，新加坡选择了向西方文化偏斜，这也许是新加坡华文教育改革的深层原因。尽管新加坡是难以被西方文化真正接纳的“他者”，但这并不妨碍新加坡着力构建“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统一教育体制。黄明认为，1987年之后，新加坡双语教育进入定型期，其特征为“极力突出英语，适度保留母语”，具体表现为新加坡的所有学校都以英语作为共同语、第一语文和主要教学媒介语。而对华文这类母语的做法则是保留其学习与应用，“在极力突出英语的主流趋势下，逐渐而适当地降低对母语的要求”[2]。因此，华语教学领域不断被英语教学侵占和蚕食，2005年左右华语将主导地位让位于英语，英语成为华族小一新生的主要家庭常用语，一直到今天这一情况也没有改变[3]。华语不再具有主导地位，甚至被看作一门外语。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必然走向边缘化、荒芜化，《热带雨》导演陈哲艺本人的生活经历正是这种“边缘性”。

在陈哲艺看来，作为前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从20世纪70年代把所有华校改成英校之后，已经变成一个讲英语的社会。袁彩虹说，“英语是新加坡第一语言，是官方语言，开会、写报告、写电邮、法律文件，任何的交流都是用英语。”陈哲艺的华语听说读写能力是小学期间在中文教师引导下才慢慢习得的。这种“语言复归”的经历使他更加注意到新加坡年轻一代华人的语言教育和使用状况，也更能感受到新加坡华人的文化困境：经过数十年的“西化”之后，身为华人后裔的新加坡年轻人放弃了华人文化认同，他们不会写中文、不会讲华语，甚至丧失了对华族文化的兴趣，一味地向西方文化靠拢。在影片《热带雨》中，阿玲所教的中学生对华文课不感兴趣，需要她一再强调在华文课上需要讲华语；学生的华文作业一塌糊涂，阿玲主动帮学生补课，但除了郭伟伦，其他学生全部逃课；哪怕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华文的郭伟伦，在问及为什么没有和其他学生一起逃课时，回答的是怕中文不及格父母会生气。他说，“他们说如果中文不好，以后怎么去中国做生意。”可见，在年轻一代华人眼里华语仅仅成为谋生的手段或工具，华族文化对他们的吸引力已难见踪影，这确实需要警惕也值得反思。

英语是新加坡的主要通行语言，但庞大的华人群体则决定了华语在日常交流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两相激荡下，就使新加坡华人惯于混合使用华语和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所谓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是相对于新加坡标准英语（SingaporeEnglish）而言的。前者主要用于家庭、市场及其他非正式场合，后者用于政府工作部门等正式场合。以华语和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相混杂的语言使用方式，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比如，阿玲和郭伟伦雨中拥抱的对话：

郭伟伦：这是我第一次breakup，你可以让它memorable一点吗？

阿玲：你想怎样？

郭伟伦：我要hug你！我的心很痛，真的很痛。

华英混杂的语言及Singlish在英语句法和语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