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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木兰和斯佳丽的女性形象对比分析

（太原工业学院外语系，山西太原030008）

《京华烟云》讲述的是从辛亥革命前到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的近半个世纪中曾、姚、牛三家的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小说主要记述了姚家长女姚木兰从一个天真少女成长为成熟少妇的经历。木兰既有传统东方女性的美丽端庄和贤良淑德，又有新女性的才华横溢和热情浪漫。她在初恋、出嫁、失女、迁居、逃难的一系列经历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升华了人生领悟，最后融入人民大众中，实现了自我超越。木兰代表着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同时也受到西方思想浸染的东方女性形象。

《飘》讲述的是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时期，生气勃勃、性格鲜明、勇于承担命运、大胆追求理想的女性斯佳丽的故事。她时而纯真，时而狡黠，时而感性，时而自私，她是善于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新生活的女英雄，是不屈服不放弃的乱世佳人。斯佳丽代表着特立独行，热烈绚烂的西方女性形象。

也许是东西方文化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默契与规律，姚木兰与斯佳丽的女性形象在性格气质、人生轨迹等方面有许多跨越时空的相似之处，却又因不同的文化基因呈现出不同的价值体系、爱情经历。

木兰和斯佳丽都出身富贵之家。木兰的父亲姚思安是北京城里有名的商人，药材行和茶叶铺子遍布京城和其他的繁华城市，木兰是父亲“最亲爱的女儿”。斯佳丽是美国南部种植园主的女儿，从小备受父亲宠爱，小姐脾气发作时几乎只能听进去父亲的话。她们模样漂亮，惹人喜爱。木兰是“细腰，头发漆黑而浓厚，两眼是秋水般明丽，双眉画入两鬓”“略小的骨架使她看来娇小玲珑”。斯佳丽则是“尽管她长裙舒展，显得仪态端庄，一头乌丝光溜溜地用发网拢成一个发髻，显得风度娴雅，一双雪白的纤手交叉搁在膝上，显得举止文静，但真正的本性却难以掩饰。精心故作娇憨的脸上那双绿眼睛爱动、任性、生气勃勃，和她那份端庄的态度截然不同。”如果说木兰是一幅东方山水画，娴静淡雅，那么斯佳丽就是一幅西方油画，热烈灵动。

更重要的是她们聪明能干、与众不同。木兰少时便是京城有名的才女，会辨甲骨，会鉴古董，会唱京剧，会做女红；既知礼节风俗，又识药理食材；既能把自己的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还能在厨房帮工烹饪。婚后，木兰是大度干练的女主人，是孝敬顺从的媳妇，是谦恭友善的妯娌，是宽容体贴的妻子，是坚韧博爱的母亲，以自己的行事能力和人格魅力赢得曾家上下一片叫好和敬佩[1]。斯佳丽在少女时代就经常耍些小聪明来捉弄追求她的男孩子们，反而弄得她的追求者们神魂颠倒。等她成年以后，她独自周旋在政府、官兵、黑人、北方佬等形形色色的力量和团体中，扛起整顿陶乐庄园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重担，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她亲自赶车,下地,挤奶,劈柴,种菜,简直比一个强有力的男人还有气魄，有能耐。”她“精明强悍,表现出的才能,做出的成绩，令后来回到陶乐的男人们都自愧不如”[2]。

她们都出身富贵之家却无法安享富贵之命。木兰在小说中从头到尾都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幼时被拐获救，嫁人恨别初心，父母长兄离世，密友自缢被辱，丈夫出轨劝回，战乱痛失爱女，独子远赴战场。这些磨难对于一个出身优渥的女性来说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时挑战和刷新着她的认知。木兰却始终乐观坚强，逆风成长，在考验中锻炼，在历练中升华，最终融入到全民抗战的洪流中去，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感奔涌中，成为中国女性的“新人”形象，实现个性的完全舒展和超越[3]。

斯佳丽天真烂漫的少女时光也非常短暂。告白被拒，卷入内战，丈夫战死,陶乐被毁,无奈再嫁，重建家园，与外部势力斗智斗勇，撑起家族的一片天。在这种种的变革当中,斯佳丽从无忧无虑的种植园大小姐变成了精明能干的庄园女主人，从含着金汤匙出生、对金钱没有概念的懵懂少女变成了胆识过人的商界巾帼。19岁的女性能推动自己由内而外、顺应历史的变革，赶超时代节奏，在乱世险象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能不叫人为她的眼光和魄力所折服。

工业文明的蓬勃发展严重冲击了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文明，妇女解放运动达到高潮，女性意识迎来崭新的崛起时代，姚木兰和斯佳丽便是东西方女性意识觉醒的典型代表。

虽然从小便被母亲按照符合贤妻良母标准的“德言容工”准则来培养，但木兰在少时就呈现出一定的反叛意识，不裹小脚，和男孩子一起吹口哨掏鸟窝。在接触到新式的西方文明后，她的女性意识更是蓬勃发展，想他人不知不懂之思，做常人不敢不能之事：读漂洋过海的文字的中译本，与父亲讨论男女平等、现代教育，看西洋电影，逛公园放风筝。但是木兰委屈求全，没有完全追求心中所想。尽管受到西方文明影响，木兰骨子里还是古典的东方女性。

斯佳丽虽然也以母亲的淑女形象为榜样，但却深受父亲自由独立精神的影响。她从小就毫无忌惮地爬树，掷石子，参加舞会时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想怎么跳就怎么跳，全然不顾嬷嬷叮嘱和旁人眼光。她的女性意识在爱情观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她不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