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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语言理论研讨会综述 名称与现实的分离 研讨会的举办直接是因为我与m.a.波斯基和齐维扬进行了一次秘密交谈。当时我们探讨了在哪种范围内能够非隐喻地使用“电影语言”话语的问题。所以,现在我就想浮光掠影地(因为我在语言学方面只是稍有涉猎)试着确定电影语言的概念以及电影语言在电影中的运用范围。 也许,任何一种非现实的、但能与现实构成对应关系、进而完成交流功能的系统,都可以成为广义的语言。就一般而言,情况可能确乎如此。当然,与此同时就会出现一连串的难题,而最大的困难出自于对“现实”概念的理解。如果我们引进这个概念,。上就将产生另一个在经典语言学结构中不曾出现的问题——真实性的问题。倘若语言必须与自身之外的,并且和它相对应的东西“联结,,那么对表述的真实性的把握在某种程度上就属于语言学范畴(尽管有时可能并非如此)。 让我们来构想某种系统及其话语形式和内涵。这一系统具有自己的命名,即存在于系统内部的各种名称,同时还具有某种外在的规定事物,我们暂且将它称之为“客体世界”。如果我们使用某个词,譬如“狗”这个词,那么这个词就将具有话语形式和内涵——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它将指涉客体,而这个客体就是狗。当对应关系简单时,这一点便显而易见。但在某种场合下,“狗”这个词所指的可能是“猫”。正如大家所知,在各种不同的关于命名的神话中,一般的描述往往是:“于是,人们就把狗称作狗。”下面我们来想像一种略有差别的情况,即外面世界是一回事,而名称可能是另一回事。或许“名称”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然而因为已依然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新的已必须以某种方式和这一世界发生关系。也许,生存于外部世界的刽子手,在命名语言中却被称作学者。或者相反……在我们所假想的情况中,这样的关系是极为正常的。 现在我的来设想一下,名称语言与物质世界的分离并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有一种逐步过渡的次序。这就是模态尺度。这一尺度将确定说者与被说者相互关系的性质。这种性质每一次都可能互不相同。 我们再来例举一种可能。在我们的命名系统中,有一种“刽子手是善人”的陈述方式。在一般的表意系统范畴内,这种陈述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假设“外部世界”中存在着既是客体,又是名称创造主体的一批人,其中包括刽子手。倘若我们知道本文是由刽子手所创作,那么“刽子手是善人”的陈述便是极为得体的。 因此这一系统表明,模态首先是对某种已定称呼的态度,其次已具有某种指涉意义,即指示名称与物体相关联的方式。譬如指示代词,它是将命名世界与周围世界直接联结起来的挂勾。只要这一系统独自创立,那么它就会产生内在惯性,就会力图使自身成为客体对象,并在自己内部创造出足以和物质世界相分离的新语言。而且,它越是远离基本的正式语言系统,就越接近复杂的艺术系统,越是被积极地用于描述世界,它所拥有的“自我保存”的潜能就越大。在现实实践中几乎永远如此,因为人们能够借助这一系统调整自己的活动。可见,人们在创造所谓“好莱坞”神话的同时就使这种神话压倒了现实,并把它当作事实来接受,而现实却被视为某种虚假的、残缺的、不完整的、没有彻底完成的、甚至是尚未变为现实的实体。这样就创造出一种极为复杂的系统。这种语言系统倾向于自给自足,但在我们看来,使用这一系统的必要性导致了一些能以某种方式与现实相联的元素的必然引进。这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手段(也可以说是一种代词)。众所周知,如果需要向一个小孩说明狮子为何物,那么就可以把他带到动物园,指给他看,并对他说:“这就是狮子。”然而,倘若用这种方式来说明何为“这里”,何为“那里”,或者何为“更好”则是不可能的。这些词是用系统与现实的相互关系来确定的,它们好像是把系统变为说明系统外物体手段的连接物。这也就是考虑符号语义表意和陈述涵义之间的差别的原因。符号的语义表意是由符号与个别把握的对象之间的孤立关系赋予的。而连接性元素将为我们提供涵义,并决定陈述类型——譬如嘲讽、命令、甚至某种结构方式:“他认为……”它们也决定着讲述者的身分,讲述者与本文的关系。总之,这些元素决定所有那些把个别符号的指认变为完整系统的因素。 我认为,现代电影对矛盾冲突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介乎于陈述的直接语义和涵义之间。这在影片《悔悟》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我认为,这部影片整个建立在对言语机制的研究之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建立在对谎言机制的研究之上,因为谎言也是一种言语现象(蛊惑是谎言的一种)。 那么蛊惑的机制是什么呢?在此我想援引塔吉娅娜·米哈依洛夫娜。尼古拉耶娃的出色记述。她指出,蛊惑式陈述是把需要证实的东西置于已经证实的位置上面。她举了这样的例证:“我惊异的是,她这么愚笨的女人竞能获得如此成功”。“她这么愚笨”的说法本来似乎应该加以证实,但在这里却被当作既定的事实。再如:“众所周知,某某人经常转抄自己原来的作品。”“众所周知”的说法依然属于类似的置换。我不想继续停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