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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文化的双重视角台湾三位诗评家评论道路略论 一、 对现代诗的探讨 苗吉（55-），江苏省宜兴县人，姓叶，出生于台北。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南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东亚语言及文化系教授,兼加州大学环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出版有《现代汉诗:1917以来的理论与实践》(英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年)、《现当代诗文录》(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8年)、《诗生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谁与我诗奔》(台北,麦田出版,2005年)、《芳香诗学》(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5年),另编有《二十世纪台湾诗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作为诗的专业研究者,尤其是外文系出身的学者,奚密研究现代诗的方法与中文系出身的学者不完全相同。她认为解读现代诗不能用古典诗的标准,而必须涵盖四个方面:第一是诗文本,第二是文类史,第三是文学史,第四是文化史。这四个层面就像四个同心圆,处于中心的是诗文本,没有文本这个基础,任何理论和批评就如同沙上城堡,是经不起检验的。从文本出发,然后涉及文类研究。每一种文类都有它自身发展的历史与内在变化的逻辑,不可忽略。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悠久的诗歌传统来说,诗人往往有浓厚的文类意识。诗人之于传统,不论是承袭、修正,还是反抗的关系,都有相当高的自觉。此外,诸如文类之间的差别与互动、作者生平与作品之间的辩证,以至文学流派的消长等等,这些都可算是文学史方面的考量。最后是文化史的层面,即把作品放在大的历史语境中来讨论,例如诗和思想史之间的关系,诗在社会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和角色等。奚密的现代诗研究,能对四个同心圆都给予仔细的关注,这是一种比较周延的诗歌研究,如对余光中颇富争议的《双人床》的分析,她就是从文化史、文学史、文类史的综合中去剖析文本的。 作为在台北出生的读者和研究者,台湾现代诗不断给奚密极大的感动和喜悦。她的诗论虽然不够系统,但对建构现代诗学体系颇有野心。且不说她企图通过20世纪台湾现代诗的编选,去勾划台湾20世纪现代汉诗发展轮廓,单说她的《现当代诗文录》,企图通过对作品的诠释,说明20世纪的中文佳作,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台湾。台湾现代汉诗的历史在述说着它如何由边陲演变为前卫的故事。作为根植于历史之中又超乎其上的现代汉诗,它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主体。奚密对现代汉诗发展的探讨,充分体现在她对诗人与诗作清晰而深刻的诠释、台湾与大陆诗作各自发展后竟然殊途同归现象的论述中。这里说的“现代汉诗”,涵盖了“五四”以来的白话诗——不用“新诗”或“现代诗歌”的概念,是因为前者没突出诗的现代性,后者则把“诗”与“歌”混淆。不用“台湾现代诗”而用“现代汉诗”,是因为它超越了地区和政治体系的分野,凡是用汉语即中文写的诗,都应成为我们阅读和研究的对象。(P159)在研讨时,奚密既注意历史的必然性,也不忽略偶然性。当然,这偶然中又包含了必然。在剖析文本时,奚密看到了意识形态和时代背景对作品产生的影响,同时不忽视艺术创造的特殊规律。在2001年发表的宏观论文《台湾新疆域》中,认为台湾现代诗在1970年代后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仍承续着创造力的表现和语言实验的传统,“无论是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写实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在历经论战洗礼、作品实验中不断互动与蜕变中形成独特的个性。可见,奚密一直注意创作与历史的关联,努力为台湾现代汉诗在中国当代诗史上所开发出的新疆域作出准确的定位。 她是外文系出身的学者,又长期在国外教学,始终处于英美学术风气的前沿,但奚密却常常不用西方文论的框架,她最关心的是文本自身。鉴于台湾诗坛已有太多印象式、感想式或主题中心式的批评,故奚密不愿走他人的老路,她的批评属于专业化研究之批评。她不迷信“大师”,认为“大师”每首诗都是好的。她也不看轻二三流诗人的作品,认为次等诗人有时也可以写出一流的诗,虽然这个机会不多,但一旦有了这个机会,就应该受到鼓励和肯定。奚密还认为:不要认为二三流诗人的作品都不足观,没有他们的作品就衬托不出一流诗人的伟大,何况所谓非一流诗作也不等于就是劣作、伪诗。 只有好的人文教育环境,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读者。奚密认为:新的现代汉诗传统的建立,不能光靠作者、诗评家,还必须靠好的读者。这样就要改变现有的教育体制,改变现有的教诗方法。不能用古典诗的标准要求现代诗,现代诗与古典诗走的是不同的道路,新诗与旧诗不存在高低优劣。两者本质不同,不能用整齐的格律或易记、押韵、能背诵的尺子去衡量现代诗。奚密认为:除了读不懂的老问题外,诗坛上还存在着一种扭曲的民族自卑感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一味地强调“国粹”,将现代汉诗片面地等同于西化,甚至崇洋媚外。这种心态对现代汉诗的研究是有害无益的。(P158) 奚密是诗歌教育家,也是翻译家。她认为翻译的外文诗不见得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