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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新诗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它取得了以下成就：促进中国思想解放，促进中国现代转型，丰富中国人民的感情生活，发展汉诗的形式功能，展示中国人民的生存状态，支持小说、散文等风格，以及现代音乐、现代戏剧等艺术。加速中国女性文学、民族诗歌和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进程。新诗百年,很多优秀学者致力于新诗研究。中国现代诗论在中国现代文论中占有重要位置,涌现了朱光潜的《诗论》、梁宗岱的《诗与真》、李广田的《诗的艺术》、艾青的《诗论》等杰作。黄邦君、邹建军主编,1988年出版的《中国新诗大辞典》收入了1917年至1987年70年间诗人、诗评家764人,诗集4244部,诗评论集306部。刘福春主编,2006年出版的《中国新诗书刊总目》收录了1920年1月至2006年1月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出版的汉语新诗集、评论集17800余种。2008年出版的《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五辑)对2007年新诗创作和研究的成果数量作了比较详细的统计:刘福春的《新诗著作叙录(2007)》收录了2007年出版的新诗集277种、诗论集34种,乔婷婷等人的《2007年新诗研究论文索引》收录了发表在公开刊物上的论文1278篇,孙晓娅、崔月萍、张凤、乔婷婷的《2007年新诗研究论文摘要》涉及论文71篇,张凤、崔月萍、马富丽、乔婷婷的《2007年新诗研究硕士、博士论文摘要》涉及硕士论文73篇、博士论文10篇。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新诗理论研究的热潮,出版了吕进的《新诗的创作与鉴赏》、吴思敬的《诗歌的基本原理》等十多部著作。近年新诗研究出现新的高潮,如出版的诗歌史著作有龙泉明的《中国新诗流变论》、洪子诚和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陆耀东的《中国新诗史》(第一卷)、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等。从近年出版的诗体研究著作中也可以发现新诗史及新诗基础理论研究的繁荣,如吕进著的《新诗文体学》,吕进主编的《中国现代诗体论》,骆寒超的《二十世纪新诗综论》,骆寒超和陈玉兰合著的《中国诗学》(第一部形式论),许霆的《旋转飞升的陀螺———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流变史论》,许霆与鲁德俊合著的《新格律诗研究》和《十四行体在中国》,王珂的《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和诗的创造》、《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新诗诗体生成史论》及《诗体学散论———中外诗体生成流变研究》。尽管新诗研究成绩巨大,但是仍然存在问题,如研究者的偏执、研究方法的落后、理论缺乏操作性等。 新诗研究界存在问题,新诗评论界更存在问题。改革开放使中国人富了起来,很多人有了写诗的物质条件。随着新诗作品的大量出现,新诗评论也越来越多。诗评界却出现了“商业化”、“功利化”倾向,诗评家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差,甚至可以说:行风堪忧!诗评界需要“洁身自好”,诗评界需要“行业自律”。20世纪80年代是新诗的黄金时代,诗人和诗评家各显神通,互相支持。诗人的声誉好,诗评家的声誉更好。涌现了一批学识渊博又人格高尚,既精通理论又熟悉创作,敢说话又会说话的诗评家。20世纪90年代新诗创作界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个人化写作”潮流,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诗评家接受的大多是“社会化写作”的诗歌教育,无法对“个人化写作”发言。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诗歌论争,如朦胧诗之争,又使一些诗评家变得“世故”。20世纪90年代又是中国进入大规模的“全民致富”的重实干轻空谈的时代,在新诗创作界,政治抒情诗,特别是讽刺诗淡出诗坛;在新诗理论界,诗歌评论,特别是批评性诗歌评论也越来越少。尽管20世纪90年代诗评界的风气发生变化,评论家胆子变小,怕得罪人,但他们既不敢恶意炒作诗人朋友,更不会借写评论获取学术外的利益,如商业利益。进入新世纪,诗评界的风气开始变坏,诗评家的“艺术底线”和“道德底线”越来越“低”。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原因是诗评界的“从业人员”发生了巨变,诗评家的素质降低,专业诗评家人数剧减。学院派评论家,严格地说是“学院派教授级评论家”的“严重缺席”导致诗坛出现一个响亮的口号:“诗人们的事情诗人自己管!诗人的诗诗人自己评!”特别是一些诗派为了扩大影响有意地让某位诗人负责“评论”甚至“宣传”工作,涌现出一批诗人评论家。这批“江湖诗评家”因为既是诗人,又在诗歌现场,他们的“诗歌作品的感悟力”常常比学院派诗评家好,但这也造成他们对评论对象的过分“惺惺相惜”。他们又缺乏将评论诗作与新诗史上的优秀作品作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的学养,缺乏写理论文章必要的逻辑甚至遣词造句能力,特别是对文艺理论及诗歌理论的一些专业术语缺乏必要的研究就不知轻重地胡乱套用,如后现代、话语、意识形态、弹性、张力、神性、平民化、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他们常常进行的是“人有多大胆,文有多大产”的激情式偏激写作,导致印象式表扬性诗评甚至随意性炒作式诗评流行。 新诗研究界和新诗评论界存在的问题引起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