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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不做上吊 李明月指出，在第十个周期的《意林》中，德国同事卡尔因参加了济南的气候适应不足而感到失望。同事们都关怀询问:吃药没?没吃赶紧吃啊。对这种关怀,卡尔比对气候更不适应,私下里问我:感冒不是依靠自身免疫力就能好吗,也需要吃药?第二天,卡尔到我家做客。我妈见他鼻涕一大把,又有点发烧,也一再劝他吃药,完了还不由分说把大药箱搬出来,找了几种来给他吃。卡尔看我妈那么虚张声势,以为中国的感冒比德国厉害,犹豫着决定吃点。可是拿到药的时候他又想不通了,问我:一日2~3次,一次l~2片,到底两次还是3次,到底一片还是两片?我说,都行,你根据症状自己看着吃就行。卡尔简直被吓到了,连连摇头:那怎么行,按最低标准,一天是两片,按最高标准,一天有6片,这怎么吃?于是决定去医院看看。在他的概念里,大医院都要预约,于是坚持去小医院。到了诊所,医生见来了外宾,挺重视,问卡尔:你想打针还是吃药?卡尔又不解:你是医生,我应该听你的。医生说那打针吧,好得快。可是他很快发现,医生说的打针,不是打针,是输液。他从来没输过液,并且以为要死的人才输液。他瞪大眼睛看着护士给自己上吊瓶,欲哭无泪。过了一会儿,来了母女俩,妈妈看样子跟医生挺熟了,进门就问输了5天药了,咋还不见好呢。医生看了一眼小孩说,那今天再换一种,反正咱这儿就这几种抗生素,换着打呗。卡尔听得眼睛都直了。医生给他开了3天的药,但第二天,他死活不再去了。后来他说,他以前在美国待过,美国人也爱吃药,但是他们不会乱用抗生素,为什么中国人用药这么随便?我说,抛开医生乱开药不说,老百姓爱吃药这事说到底还是一种文化惯性,跟中国的很多事情一样,说起来谁都知道不对,但做起来又都照着不对的去了,要改,还真得慢慢来。 洲的情况也不好。历史上,欧洲曾几次暴发毁灭性的瘟疫,粪便处理不当是重要原因。但《他们来过日本》(1965年)一书,引述16—17世纪去过日本的传教士的话说:“(日本)厕所内部一尘不染,还放着一个香盘和裁好了的厕纸……每当客人离去后,扫厕所的人会将其彻底清扫一番并撒上干净的沙子。厕所旁会有一大罐清水和其他洗手所需之物。”实际上,在当时的日本,个人甚至并不具有对大便和小便完全的所有权和处置权。江户时期,东京人口有百万之众,其中将近一半的人口是居住在长屋中的外地打工者。房东和房客是这样划分所有权的:大便归房东,小便归全体房客所有。房东和房客,都将其作为肥料卖给江户方圆10英里的农户,或以此交换农民的农产品。一个人的大便值多少钱呢?美国学者苏珊·B·韩利在其所著《近代日本的日常生活》中指出:一般来说,10户人家一年大便的价格超过一两半黄金,刚好相当于19世纪早期一个农民的月收入。不过,经济并非唯一原因,另一主要动力是风俗和信仰。日本号称十万大神,厕神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位。据说,厕神容貌绝美,主生育和收获。野田圣子曾任日本邮政大臣,也是“高干子弟”,可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东京帝国饭店做厕所保洁。上司来检查,问她马桶洗得干净不干净。野田圣子二话没说,自己从马桶里舀了一杯水,喝了下去。她的誓言是:“就算洗厕所,也要做一名洗厕所最出色的人!” 专家解读王岐山反腐战略 据第19期的《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履新后的反腐战略日渐明确,其反腐决心可窥一斑。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对此进行了解读。李永忠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