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城市化写作”中的欲望表达.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新世纪“城市化写作”中的欲望表达 韩文淑 新世纪以来，萨满题材小说创作更多关注创作者的民族或生存区域的物质史与文化史，解剖母体民族或区域在时态演进中层层累积而成的历史与文化，以此来体现并强调一种异质化的文化品性。在对斗争史、英雄史、生存史的表述之外，这类小说还关注沉浸在民族史或区域史地表下面的微观精神景观，例如宗教、生命禁忌、民族或区域传说、独特的生存经验以及其他繁杂的地方性知识。同样的题材，在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中也曾经出现过，如郑万隆的小说《我的光》和《黄烟》就描写了神秘的萨满文化。然而，文化政治的变迁、文学生存环境的改变，不仅改变了同类题材创作的生产机制，还更新了话语体系、言说态度和价值诉求。进入新世纪，萨满题材小说围绕表现灵性世界以及神秘的家族叙事等发生了创作上的转型，即出现了从他者言说到自我表述的叙事变化。体现这种转型的小说作品不仅呈现了标注文化身份的地方性知识景观，还以一种体验式的书写，在人与神、病与命两个维度上绘就了独特的文化体验谱系，继而书写了个体对萨满教神秘文化传统的皈依，强调并突出作家及作品独异的民族或者地域的文化身份。对于这种变化，刘大先认为是受到了新世纪以来的全球本土化与本土全球化的文化双向流动冲击的影响，他进而认为这样的变化、转型还涉及到了符号生产与文化政治的重大话题。刘大先：《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叙事模式、情感结构与价值诉求》，《贵州民族报》20XX年11月11日。 在通过差异化来标注自己身份的当下，这种萨满题材的小说创作转型背后隐藏着作家对民族或地域文化身份建构的焦虑。需注意的是，文本中这种对身份建构焦虑的表述更多是利用根植于无法用主流文化符码描述的民族或地域的如雷蒙德·威廉斯所言的那些“溶解状态的社会经验”（如神秘的民族传说、生存体验等）。通过显在或潜在的表述，作家将这种根植于内心的童年经验置换成文本的主题、叙事伦理、艺术结构以及美学品格。依托对“溶解状态的社会经验”的表现，强化个体的生命体验，继而形成一种个体体验式的书写路数，是新世纪以来萨满题材小说创作的新范式。 一 在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看来，文学创作应该展现人类生活中被大众忽略的、难以把握的社会体验、社会情绪，甚至在一个时期内还没被外界自然对应物所物化的社会经验等。在威廉斯的理论体系中，他用情感结构的概念来考察“关于冲动、抑制以及精神状态等个性气质因素”，也就是“作为感受的思想观念和作为思想观念的感受”，“一种现时在场，处于活跃着的、正相互关联的连续性之中的实践意识”。〔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第141页，王尔勃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XX。新世纪以来的萨满题材小说通过表现种种处于“溶解状态的社会经验”来建构作家对特殊的存在时空及丰富的存在内容的体验式表达。这种对“溶解状态的社会经验”的体验式表达借助灵性书写，展现了作家在与现实社会的对峙中产生的一种内在的情感焦虑，而这种焦虑在终极意义上又关涉对个体生命以及民族或地域文化境遇的担忧。这正是这种体验式书写的基本情感结构。 进入新世纪以来，萨满题材小说创作可以分为两种有内在特质关联的书写范式，即常识化书写与体验式书写。常识化书写是萨满题材的外在型描写，主要依靠物质样态的地方性知识，从萨满文化的物质层去建构母体民族的“地方感”与“民族志”。体验式书写则通过表现与灵性世界相关的“溶解状态的社会经验”，围绕个人化的体验，呈现生存与命运之间的神秘关系，反映带有神秘色彩的民族或地域的根性文化。体验式萨满书写类似于成长小说，这种书写范式将萨满文化与个体体认结合，从文化自我生成的角度选择带有神秘萨满文化功能的身体或疾病作为叙事对象，通过身体经验书寫，建构根植于萨满信仰的文化神圣性与命运皈依感。 事实上，人与神的架构是萨满题材小说创作中的常用范式，利用这种所谓的“深度描写”来表现特定民族或者地域文化的幽奇、神秘，凸显作品的民族性、地域性，继而编织了韦伯文化观中的“富有意味的网”。在人与神的架构中，又可以分为人神分离与人神趋一两种模式。人神分离更多用来体现一种基于生存史意义上的价值对立，通过书写人类个体命运的渺小，展现潜藏于文明地表下的神秘文化。人神趋一的模式更多被用在表现巫师、占卜者等灵异角色的作品中，体现出一种原生态的文化形态，暗含着复杂的情感隐喻，带有挽歌式的文化特质。这也是体验式萨满题材小说的基本架构。这种模式在迟子建、萨娜、红柯、郭雪波、庆胜、刘庆等人的作品中都比较普遍。与前者相比，后者可以实现一种独立的文本叙事，将日常经验中隐藏着的神秘的无意识清晰地表达出来。昳岚的《雅德根——我的母系我的族》、刘庆的《唇典》就是典型的人神趋一模式。在昳岚作品中，人与神的统一是有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