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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专业术语不可被误用和滥用 章舜粤 【关键词】内卷化 小农经济 互联网 边际递减 “内卷化”（involution），或译为“过密化”，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术语。它源自于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的著作《农业过密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在中文世界中，由于历史学家黄宗智和杜赞奇运用这一概念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作出了别出心裁的解释而为史学界所熟知，并引起了社会学界、经济学界的浓烈兴趣。近年来，“内卷化”的概念突然四面开花，无论在社交网络、自媒体还是在学术论文中都不难看到它的身影，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中都有人用它来解释问题，出现了被滥用的倾向。 作为小农经济理论的“内卷化” 内卷化——involution，其词根involute 作为形容词有错综复杂的、像叶片向内卷一样的意思，作为动词则有内卷、内旋、消退等含义。一般认为，我们今天所关注的内卷化理论主要源自吉爾茨的著作及黄宗智等人对其的阐释与运用。上世纪三十年代，吉尔茨在研究印尼爪哇地区时发现，由于当地的农业无法向外延伸扩展，导致劳动力只能不断投入到产量有限的水稻生产中去。这就是吉尔茨所说的“农业内卷化”。 这一场景与近代中国有颇为相似的地方。不少学者认为，十八世纪以来的中国陷入了一个停滞的怪圈，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围绕这一现象，学者提出了许多问题并作了相应的理论解释，例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大分流问题”“李约瑟之问”等等。黄宗智便是试图借用“内卷化”这一概念来作出属于他的回答。 黄宗智在他的两部作品《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提出，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中国农民通过生产的集约化获得家庭年收入的总量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通过更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以单位工作日的报酬递减为代价而实现的”，他将之称为“无发展的增长”或“内卷型增长”。 黄宗智还论证了为什么商品经济不能与资本主义以及现代化划等号。因为在上述情况下，农民可能选择在高商品化的农产品中投入大量的劳动力，以牺牲单位劳动日生产效率的代价换取年总产值的提高。而这种“总产值及其成长率再高也是假的”，事实上来自于急剧下降的边际报酬的积累，大多数农民始终“在仅敷糊口的生存线边沿生活”。由此他提出，要跳出这种“内卷型增长”，必须致力于提高每劳动日生产率，使得极少数的人来解决大多数人的吃饭问题成为可能，从而将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力解放出来，进入现代化的生产体系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高度评价改革开放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起的突出作用，认为它造就了“具有长期的最大意义的农村变化”。 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黄宗智用了“去内卷化”这一术语来描述中国小农经济在最近几十年的演变过程，并由此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可能为之提供其所没有想到的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以外的至为具体可行的，更为公平和更具有崇高道德理念的第三条道路的具体模式”。不过，他的这一观点和“去内卷化”的术语却并未在学术界之外引发关注。 作为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的“内卷化” “内卷化”很快展现出其旺盛的学术生命力。黄宗智之后，印度裔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成为“内卷化”在中文学术圈流行的又一关键人物。他在其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提出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这一概念，第一次把“内卷化”这一概念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与黄宗智类似的是，他同样关注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不同的是，他探究的是自晚清以降的国家政权建设过程，重点关注了政权从民间（在近代中国则主要指广袤的农村）攫取资源的能力。 杜赞奇认为，传统中国华北乡村的权力关系可以用“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这一概念来解释：它“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相互关系网”，它对普通民众而言具有一定的保护性。他引入了“保护型经纪”和“营利型经纪”两个概念。“保护型经纪”指更多代表村社利益的、替国家征税的组织或个人;而“营利型经纪”获得了国家委托的征税权力后，借机中饱私囊。杜赞奇指出，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试图以“营利型经纪”替代“保护型经纪”，希望从中能征取更多资源，以完成现代化建设，但这种通过破坏文化网络以控制乡村社会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杜赞奇将这种失败归因为“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营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 在杜赞奇的描述下，晚清民国政权内卷化表现为“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