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好的教学就中国教师关心的问题访马飞龙教授.docVIP

什么是好的教学——就中国教师关心的问题访马飞龙教授 余慧娟 马飞龙（Ference Marton），变易理论创始人。曾任瑞典哥德堡大学教育和教育研究系教授、哥德堡大学名誉副校长。现任香港教育学院教授、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荣誉教授。获瑞典教师联合会为对教育理论和实践作出突出贡献者颁发的国家FridtjuvBerg奖（2006）、欧洲学习和教学研究协会为对学习和教学科学作出突出贡献者颁发的Oeuvre奖（2007）。 　　无论教学怎样改革，教师都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 　　记者：马飞龙教授，您了解中国大陆的基础教育吗？ 　　马飞龙：首先，我要承认我对中国教育了解有限。但是，我又对中国教育十分感兴趣。中国的教育内部差异很大。我关注比较多的是一些大城市的数学教育，我认为它是全世界最出色的。我钦佩中国的教学艺术，但也看到一些与死记硬背和重复学习相关的消极教学。 　　记者：您了解中国大陆在过去的10年中所进行的大规模课程和教学改革吗？ 　　马飞龙：我对课程改革的了解有限。据我所知，中国大陆的课程改革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地区）的课程改革差别不大，尤其是我参与相当多、十分了解的中国香港的课程改革。 　　全世界都有一个趋势：讨论建构主义、学生中心、动机等诸如此类的话题。中国也处于这个趋势中，比如香港和大陆的人们认为要开放，要变得更加以学生为中心，更加注重批判性思维、富于创造性，开发一般能力，等等。在中国，大家可能认为学生在这些方面并不是太擅长，所以要想办法来发展这些能力。 　　另一方面，在所有的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中，像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日本等我称之为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或地区，其学生表现最为出色。但是它们的课程改革却倡导建构主义、学生中心、创造性、批判性思维、一般能力等。这些是来自西方的影响。事实上，这些西方国家本身并不是十分成功。他们也想向这些已经比较成功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学习。 　　所以，这就存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西方发生了什么？所有的课程改革都让教师不要讲太多，或者说教师不能做太多。你应该让学生积极主动，给他们空间。而且，学生应该参与到真实的学习任务中。结果，在西方的很多国家中，如我的祖国瑞典，教师被边缘化了。他们被迫放弃对学生学习的责任。人们说，学生自己承担了学习的责任。如果你想要学习，如果你具备动机，那么你能够学很多东西。但是，事实上，很多东西在没有别人帮助的情况下是无法学习的。如我所知，中国教师的优点在于，他们在准备教学和课程的时候十分细致。他们考虑周到，注意学生可能犯的错误。如果放弃了这个，也就放弃了这个优点。我在香港经常反复强调这一点，因为这种情况正在香港发生。他们走得太远了，这是危险的。 　　在我看来，倡导建构主义、学生中心、一般能力，绝不意味着教师放弃他们的责任和教学内容。比如在香港，人们也讲建构主义。但是创造性、批判性思维等本身并不能在真空里发生。没有内容，谈何创造性的方式。这一点十分重要。我有一些同事研究了中国的课堂好几年，他们发现当中国实施课程改革时，这种改革就会被中国的传统所改变。教师试图获得一种平衡，教学也就变得既以学生为中心又以教师为中心。 　　记者：您为什么认为中国教师的教学十分出色？您是怎样发现的？他们在哪些方面表现出色？ 　　马飞龙：中国教师和学生表现出色，尤其在数学和科学学科方面出色，国际上有很多研究可以表明这一点。他们十分关注学生怎样理解所学内容，以及可能存在的错误理解，并尽力把这些融入教学。为此，他们仔细地设计课，十分注意细节、内容以及对内容的处理。 　　为什么中国教师这么出色？我的理解是，这不是因为中国的师范教育做得很好，而是因为在职培训以及他们培养新教师的方式，就目前而言，是全世界最好的。 　　这也与中国的大班额教学有关。我认为，中国教师在教学上花的时间相对较少，而在共同备课以及实施教案上面花的时间较多。实际上，比如在瑞典，很多人认为我们应该学习这种模式。教师的主要工作精力应该用在准备、设计以及实施教学上。 　　因此，这与我讲的要更加关注对内容的处理、学生对内容的理解、教师对内容的教授是相关的。这是教学核心的东西。为了做到这一点，教师就必须有足够的时间。 　　应从教学目标出发来决定教学能走多远 　　记者：刚才您提到很欣赏中国教师备课的细致。事实上，有的时候，教案是十分详细的，可能会细致到对某个特定问题如何回答，课堂上什么时候要讲什么话等。你怎样看待这种详细的备课？你认为这样做好吗？ 　　马飞龙：同样，这个问题我了解有限。但是我也了解到一些情况，比如我们的一个同事就对中国的特级教师进行了研究。她想发现在中国什么样的教学被认为是优秀的。 　　我认为，就备课的细致性而言，这些优秀的教师考虑到了学生的理解。比方说在备课中，他们会说，如果我这样教，一些学生会产生这样的误解，而其他学生则可能会产生那样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