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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上海双年展与城市深度交互 　　在筹备期间，被展览内外部人士不断诟病的2012年第九届上海双年展，终于在10月1日以超出人们预期的完整样态呈现出来。如果说“中国速度”在当代艺术领域同样实现了“奇迹”，也许我们可以认为这届上海双年展正是奇迹的验证之一。作为上海双年展“圆明学园”的学员之一，我有幸亲眼见证了开展前工作人员疯狂的一周。本届上双无论从体量、展览时间、还是参展艺术家的国籍分布和成熟度来看，可以说都已经具备了国际标准。但就像中国速度所创造的其他奇迹一样，上双也因为政策及资金、人员不充足等原因，出现了种种不太尽如人意的问题。然而无论是奇迹还是问题，这一展事都体现了当代艺术与上海这座城市之间多层次的交互，这些交互包括从政治、经济到城市景观、文化等各个层面。 　　城市主题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上海双年展。从第三届“海上·上海”思考上海的城市文化精神和独特的现代性，到第四届“都市营造”思考城市的建造及其文化政治意涵，到第五届“影像生存”思考影像时代和人的生存，到第七届“快城快客”思考都市人的身份及其历史的流动性，到第八届“巡回排演”城市剧场的历史性运转及其宿命般的建构力量，再到本届“重新发电”对城市公共资源的重新构造，都展现了上双与其所在的上海紧密关联的“在地性”（Locality）。而上海作为拥有中国最长久的对外开放史的城市，自上世纪20年代起就成为亚洲最著名的国际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之一。这种国际性与在地性的融和，成为上海可以建立一个国际艺术双年展品牌的优越条件。 　　在上海看世界各地的 　　“城市艺术名片” 　　于是，看似打破常规，实际上恰恰迎和了上海历史及城市自身气质的城市馆，在今年的上双应运而生。当然，首次推出城市馆这一奇思妙想，并且排除各种困难推动其最终实现的，是本届上双的总策展人邱志杰。早在2004年，当邱志杰作为艺术家参加第五届上海双年展《影像生存》的时候，便萌生了应该在上海双年展设置城市馆的创意，并于次年在上海《东方早报》的专栏中，正式撰文提出了这一建议和构想。而机缘巧合般地，这一构想最终留给了邱志杰本人在这届上双最终实现。 　　邱志杰对城市馆的策划方式是，邀请30个世界各地不同城市的策展人，来到上海组织策划城市馆的展览。这有点类似威尼斯双年展国家馆的组织方式，但以城市而非国家的名义建馆，去除了国家馆先天带有的政治概念。城市，与人的生活休戚相关，人类文明最早就始于城邦而非国家的概念，古希腊的城邦孕育了初始的人类民主文明。城市馆在艺术双年展中的出现，同样印证了当下世界艺术民主化、多中心的格局。今年的首次尝试中，有几个城市馆项目还涉及城市间的历史及现实的交互关系，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柏林馆和匹斯堡馆。 　　柏林馆由歌德学院（北京）院长皮特·安德斯先生策划，邀请柏林空间实验室在柏林馆空间进行创作。这个实验室是一个由八位建筑师组成的训练有素的跨媒体艺术小组，他们的工作是建筑、城市规划、艺术和都市干预的交集，曾经对城市转型过程中被遗弃、闲置、变迁中的建筑和空间进行过很多改造实验。而此次柏林馆选址于上海南京东路附近的一座上世纪30年代遗留的闲置咖啡馆建筑，恰恰为他们工作的延续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经过筛选与考察，他们选择了与柏林和上海的城市历史有着双重渊源的建筑师理查德·鲍力克的生平故事，作为柏林馆空间改造的精神素材。鲍力克是一名德国共产党员，为躲避纳粹分子的迫害逃到上海，并在这里停留了16年之久。1945年，他就任于上海市城市设计局，制定了上海地区的整体建设规划，还设计了上海至天津铁路沿线的几座车站。1950年回到德国之后，他又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设计了“斯大林大街”部分区域及东柏林很多标志性建筑。柏林空间实验室通过装置与绘画在这个空间中传递这段故事：空间中心由窗户建造而成的建筑是鲍力克在德绍包豪斯建造的钢铁房子（Steel House）的改装版，在人们不相信以钢铁能够建造房子的1920年代，鲍力克和另一位建筑师乔治穆歇（Georg Muche）一起设计出这种不需要地基的极简建筑。众所周知，包括钢铁房子在内的包豪斯建筑设计风格，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建筑设计。他们以鲍力克在柏林曾经设计的一栋建筑的旧窗户为材料，借用钢铁房子的架构原理，在柏林馆建筑了这个新的“玻璃钢铁房子”。他们把房子内部做成了茶室，来到展览的观众都可以进来小坐，一边休息一边翻看一本介绍理查德·鲍力克生平的小册子。坐在这栋以白色窗框为框架组成的空间紧凑的房子中，就着中国茶的香气，看着玻璃窗外的上海与欧洲的墙画风景，人们能够感受到一种抽象的上海气息—中国江南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优雅而富于小资情调。建筑，在这里被实现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 　　另一个呈现城市间文化互动的城市馆是匹斯堡馆，与柏林馆同在一栋建筑中。作为安迪沃霍尔的故乡，匹斯堡在上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