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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等待属于自己ICON 　　1938年，罗伯特·卡帕随荷兰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斯一起来到中国，担任电影《四万万人民》的剧照摄影师。有人记得，卡帕在随身携带的钱包里放着一个名叫姬达·塔罗（Gerda Taro）的女人的照片。在中国，他不时拿出这张照片示人，告诉别人，那是他的“费昂赛”（未婚妻）。只是他没有说，她已经去世了。 　　姬达·塔罗，只是一个属于某个男人的女人吗？她只是令某个男人念念不忘的“费昂赛”吗？也许事实并非如此。只是，姬达·塔罗，在她死后80年，才有机会以自己的职业形象获得后人足够的关注。 　　如今，她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死于战地的女性记者。她不仅是文字记者，而且也是摄影记者。而摄影记者这个职业，在80年前，可不是女性可以轻易染指的行当。在历史的云遮雾罩中，人们更容易有意无意地忘记许多应该记得的事实，尤其是她的那个比她小三岁的情侣、新闻记者同行卡帕的光芒太过耀眼。 　　与那个口口相传的“墨西哥手提箱”出现几乎同时，姬达·塔罗的摄影作品图录于2008年出版，她的摄影个展也在2010年举办。2009年，更有西班牙作家苏珊娜·富尔特斯以姬达·塔罗为主人公的传记小说《等待罗伯特·卡帕》出现（中译本书名为《等待卡帕》）。 　　一 　　卡帕1913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塔罗1910年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原名姬达·波霍利勒。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卡帕触犯了匈牙利的独裁者；而年长卡帕三岁的塔罗，则因无法忍受纳粹的高压统治而去国。两人都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因为卷入政治而先后流亡巴黎。二战前的“花都”巴黎，是当时世界上吸引了最多各国移民、尤其是欧洲移民的城市，其中包括大量的犹太人移民。 　　对于文化背景复杂、语言多样的各国移民来说，如何发挥自身优势生存下来，是个大问题。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欧洲已经盛开视觉文化之花，供市民阅读的各式画报纷纷出现，画报与报刊对照片的需求也急速增长。摄影师这个职业，对于难以凭异国语言文字谋生乃至出头的移民来说，似乎较容易胜任。于是，以制造视觉图像为生，成为了一些欧洲移民的重要选择。 　　弗里德曼与波霍利勒，这对在巴黎结识的犹太人情侣，在机会多多的巴黎，以异想天开的想象力，胆大包天地捏造了伪名，干起了摄影图片生产与自我经纪的营生。弗里德曼改姓卡帕，国籍是美国。而姓波霍利勒的女人变成了塔罗。于是，卡帕和塔罗成为同行，女的从事图片推销，男的专管影像生产。貌美的女推销员容易打开市场，而雄健的“美国”男摄影家则四处奔走，捕捉人间世相供人消遣，也为历史留证。 　　回头看，这对富于创意的犹太人情侣，一搭一档，自我经纪，肥水不外流的经营方式，其实就是后来1947年马格南图片社成立的初衷。这个至今仍然向世界源源提供大量报道摄影杰作的图片社，其由摄影家来经纪、管理摄影家作品的自我经纪风格，创想就滥觞于塔罗和卡帕的经纪方式。 　　虽然有出色的推销才能，但塔罗显然志不在此。比卡帕年长三岁的塔罗，通晓五国语言，显然不在只能通过视觉语言谋生者之列。早在1936年2月，她就获得了荷兰通讯社“A.B.C.新闻服务”所颁发的记者证，开始了她的记者生涯。而1936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也给了包括他们两人在内的各国记者们建立功名的大好机会。尤其是当卡帕于同年9月5日拍摄了那张后来争议不断的《中弹的士兵》而一举成名后，塔罗或许更有一种紧迫感，要证明自己。 　　二 　　他们两人对于功名有着同样强烈的企图心，结果这种企图心在卡帕成名后，隐隐地成为他们感情的毒药。两人感情上的趋冷应该就是在这场战争期间。卡帕成就大名，从此不愁稿约；而塔罗作为一个刚起步的记者，也要马力全开地打造自己的专业声誉。因此，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塔罗长时间地“泡”在了战场，无暇经营卡帕的照片。尽管卡帕此时已经打开局面，但一直习惯了有人帮助推销与经营的他，看到塔罗竟然埋头于自己的记者事业中，心情会不复杂？可是，两人当初确定的合作方式，却使得她无从展现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人也不是。”这是小说中的塔罗对卡帕发出的抱怨。 　　类似两人关系微妙变化的事情，其实始终充斥于艺术史上的大师与模特儿情侣之间的复杂关系之中。只是在一对对艺术情侣中，较少有女人会像塔罗那样，如此决绝地从情侣与经纪人的身份毅然转身，成为一个敬业的职业记者。 　　人类任何涉及精神的宏大事业，可能都需要ICON（图符）来概括，以传播其信念，激励其信众。而一场战争也同样需要ICON。书中说，“‘一个没有形象的事业，不仅是一项被遗忘的事业，而且是输掉的事业，’他（卡帕）在十一月十八日给姬达的信中写道。”此言是否小说家言，我无法确认，但却实实在在地道出现代各种正道与斜业之奥秘。试看古往今来种种伟大或不伟大的实践，哪个党派、宗教、帮会不去制造、寻找、挪用一些图符，使之成为统御门徒为之效力、蛊惑众人献身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