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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时代“神话”缔造 　　摘 要：从2004年的《超级女声》到2010年的《中国达人秀》，中国电视业掀起了“真人秀”节目的热潮，这个源自西方的节目模式为中国百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收视经验以及参与体验。本文借用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和罗兰.巴特的神话学分析以《中国达人秀》为代表的电视真人秀节目，描绘了在符号消费主义时代的媒介奇观中，象征资本权力如何操控民间话语，并将其纳入主流话语体系。 　　关键词：神话；狂欢；电视真人秀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7-0070-03 　　 　　一、“真人秀”时代的明星与民众 　　2004年，由湖南卫视和天娱传媒联手打造的《超级女声》拉开了中国选秀真人秀的帷幕。2005年，《超女》总报名人数达到15万，4亿观众收看了总决选的现场直播，形成了全民选秀的盛况，成为21世纪初中国最火爆的文化事件和电视现象。由短信、网络投票票选出的超女前三名李宇春、张靓颖、周笔畅更成为了流行歌坛的审美风向标。与以往专业选秀节目不同的是，超级女声打破了传统的选秀规则，采取“零门槛”条件——无长相、唱功、唱法、职业、地域限制，只要年龄超过18岁就可以报名参加。节目组打出了“想唱就唱、以唱为本”的栏目标语，鼓励选手“原生态”和“个性化”的自我展现。 　　《超级女声》的“低门槛”，引发了全民造星的轰动效应和电视收视狂潮，不同层次水平的选手在电视机镜头前千姿百态的自我展示，或台风滑稽、或五音不全，评委冷酷无情甚至有些毒舌的评论给电视观众带来了猛烈的视觉和听觉的冲击快感。当草根选手在万人瞩目下最终走上星光熠熠的舞台时，实现了无数市井小民寄情于她身上的梦想。该节目的播出不仅让湖南卫视和节目广告商赚得盆满钵满，也在21世纪初掀起了中国电视平民选秀的浪潮，各家电视台纷纷仿效“超女”的选秀模式展开了一场以唱歌选秀为主题的电视战役，一时间，电视画面里充斥着人头攒动的海选现场、选手们撕心裂肺的忘我表演、评委们冷峻毒舌的评语、绚丽的总决选舞台和包装后华丽登场的草根明星。一时间，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在选秀，选秀节目模式与???作方式都以《超级女声》为模板，观众身处在从草根到明星的巨大想象空间和全民狂欢的娱乐盛宴中无以遁逃。 　　当消费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驱动力时，文化工业进入到符号拜物教的时代，偶像制造成为文化工业重要的符号产品。偶像的对象源起媒介“深谙利用迷的这种心理缺失之道，通过符号制造、包装和宣传向迷承诺接近文本的满足感，迎合了迷使用该文本的预期需求”[1]。一个明星“产品”的成功运作需要演艺公司和媒体合谋策划，通过不断制造文化符号、并保持在媒体上输出该文化符号的频率来维持大众对明星偶像的关注度。在工业化的娱乐时代，明星们犹如星工场流水线上不断被克隆的产品鱼贯而出，被寻求最大化的商业价值。由于占有了优势的媒体资源，他们以既定“明星”的身份展示在观众眼前，毫无商量余地地形成了强大的图像霸权。观众“被强制”性地观看镜头前他们精致修饰过的面容的特写，以及镁光灯下身着华服的耀眼光辉，自然而然形成了对媒体所赋予的明星“符号权力”的崇拜和臣服，通过媒体制造和展现的“明星”确立了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而观众在此过程中只能“哑口失声”。 　　二、《中国达人秀》：全民“狂欢”的舞台 　　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的前提是两种世界。“第一世界”由统治阶级掌握的等级森严的官方的秩序世界，民众在屈从在权力、真理和死亡之下，谨小慎微地过着“有节制的”的日常生活。“第二世界”是广场式的狂欢，是由民众组成的与官方世界戏仿和对立的“颠倒的世界”，是民间力量展演的舞台。狂欢的一切庆典、仪式和形式都打破阶级、身份、地位、财产、年龄等差别，通过对日常生活和神学的、宫廷的戏仿、解嘲、贬低等不合礼法的形式对官方权威的等级秩序进行“脱冕”和“降格”，从而“暂时进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王国。”狂欢中的所有民众都是参与者，“这是自发的、以民间方式组织起来的整体，外在于并违背它所处于其中的整个现存的强制性社会经济制度[2]”。在狂欢的广场上，人与人得以任意形式亲昵、进入平等、无阶级差异的虚拟游戏状态。人们在尽情地狂欢和游戏中获得了反抗第一世界中的神学的以及对日常生活中官方秩序世界所建构的死亡、真理、规则的恐惧的力量。 　　巴赫金看到在现代化文化之中，他的“狂欢”脱离了文学的历史性语境，在现代媒体中呈现了更多的“节日化”特征。在《中国达人秀》的“狂欢”广场中，有超市收银员、富豪、保安、白领等等，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百姓，等级、地位和身份等官方秩序被取消，参赛者身份地位的绝对平等使得他们彼此之间、与观众之间变得亲昵，观众很容易在身处各种生活状态的升斗小民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并寄予认同的情感，进而加入到“狂欢”中共同欢庆这场颠覆权威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