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可持续性”要素比较优势理论拓展.docVIP

基于“可持续性”要素比较优势理论拓展 　　摘要　比较优势是不同国家生产同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传统理论认为，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而“可持续性”是一种代际公共品，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机会成本是代际成本，即现在使用某（些）要素所放弃的未来使用之可能带来的纯收益。因此，不同国家的可持续性差异体现为代际成本差异，“可持续性”是塑造一国比较优势的新要素。若中国对外贸易过度依靠当代所具有的劳动力价格低廉和环境规制政策宽松所塑造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和环境比较优势，从长期看是不可持续的。通过代际成本内在化，可逐步实现对外贸易发展的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统一。进而言之，中国需要妥善处理贸易增长与各种稀缺要素消耗之间的关系，平衡贸易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当今的贸易与未来的贸易需寻求某种总量和结构上的均衡。 　　关键词国际贸易；???持续性；比较优势；机会成本；代际成本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7-0085-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7.01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极为迅速。多年来，驱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比较优势源于廉价劳动力和宽松环境规制政策所塑造的劳动力和环境等要素禀赋上的比较优势［1］。然而，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劳动力价格日益上升并成为导致生产成本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如果依靠宽松的环境规制政策追求基于低环境成本的“环境比较优势”，不仅会落入“生态倾销”、“环境倾销”的陷阱，而且一旦超越生态环境的阈值，将会牺牲经贸发展的可持续性。从长期看，中国依靠上述两大比较优势发展对外贸易是不可持续的。从理论上说，比较优势反映了不同国家在同种产品上的机会成本差异，是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基本动力机制。在贸易学说史上，伴随着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向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和推进，贸易理论分析已逐步由宏观到中观进而过渡到微观的企业层面，且相关研究逐步深入。但现有贸易理论由于在方法论上假定不存在空间外部性和时间外部性，还存在许多值得改进之处。在空间维度，主流贸易理论往往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展开分析而忽略了贸易活动对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的影响，进而不考虑环境成本；在时间维度，主流贸易理论崇尚代内分析而忽略代际分析，将本代人当下的经济利益获取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看不到长远的、可持续的贸易利益，进而不考虑代际成本。在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拓展中，现有文献较多从空间维度出发，试图将环境成本纳入比较优势形成过程，而鲜有文献将可持续性及代际成本也纳入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范畴，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一尝试，以抛砖引玉。 　　1文献综述 　　虽有部分文献［2-4］从战略、政策、现实等诸多层面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性问题，但在理论层面，对国际贸易的可持续性及代际成本问题的讨论主要隐含于如下两类文献中： 　　1.1关于“贸易与环境”的三个著名假说 　　围绕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提出了诸多命题对之加以理论阐释，比如污染避难所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PHH）、要素禀赋假说（Factor Endowment Hypothesis, FEH）、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 PH）等。污染避难所假说［5-6］认为，若其他条件相同，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环境标准差异将驱动污染企业在环境标准相对较低的国家从事生产。要素禀赋假说［7-8］则认为，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一国在专业化生产中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的产品或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举例来说，资本充裕的国家将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通常为污染密集型产品）、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将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往往是“清洁”产品）。波特假说［9］认为，一国若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将能从改善的环境质量中受益，在发展环境敏感型工业过程中取得一定比较优势，并且长期优势可能弥补短期损失，环境规制能使企业取得长期竞争优势。强永昌等［10］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存在环境规制的“波特假说”效应，这意味着虽然适当加强的环境规制提高了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成本，同时弱化了其国际市场竞争力，但是上述成本和竞争效应较为有限，从整体来说有利于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变。 　　1.2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反思与改进 　　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解决密切相关，为拓展比较优势理论，现有文献往往着力在空间上引入生态环境要素，并深入讨论了环境政策与比较优势［11］、环境成本内在化及其对比较优势的影响［12-14］，构建包含环境要素的比较优势模型［15-16］。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逐步认识到“生态环境不应成为贸易增长的牺牲品，世界贸易应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