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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目录产生社会历史背景及其文献学价值 　　摘 要：专科目录的产生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同时作为目录学的著作，也有着较高的文献学价值，从社会历史背景和文献学的价值探讨，以清初“经学考据之风与《经义考》”和晚清“‘西学东渐’与《西学书目表》”两种典型的风气和著作为例，从而窥探专科目录独有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价值。 　　关键词：专科目录；背景；文献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4-0168-02 　　目录学不仅仅是简单的分类方法,它往往是一个时代、一段历史在学术上的反映,目录学史上的变革也是学术史发展历程中的变革。“溯自汉初韩信、张良即已序次兵法，删一百二十八家为三十五家，杨仆据此而叙奏兵录，专科目录，莫之或先。”[1]268专科目录产生的时间很早，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著作的不断增多，相应的专科目录也层出不穷。清初宋明理学严重阻碍社会发展，同时统治者大力提倡经学考据，使考据之风兴起，《经义考》应运而生。晚清统治危机加深，闭关锁国必然导致亡国，有为之士纷纷学习西方，效法图强，《西学书目表》成为影响一时的西学专著。 　　一、经学考据之风与《经义考》 　　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所说的“信而有征”、“其余所不知，盖阙如也”[2]316正是考据学的体现。而考据之风在清初兴起的主要原因包括宋明理学不适应社会发展以及清王朝的统治政策两个方面。 　　宋明理学大盛时期，理学家们为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不惜曲解相关文献，主观臆断的弊端十分明显。满族入主中原后推行的压迫政策，使一部分知识分子更加认识到宋明理学“束书不观，皆无根之徒”[3]1059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清政府入主中原后，一方面采取文化高压政策，加强思想控制；另一方面，大力倡导儒学，提倡整理考订文献，由此便使“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们皓首穷经，埋头故纸堆，脱离政治，远离社会现实……从事考据、辑佚、音韵、训诂、辨伪的纯学术活动。”[4]考据学由此兴起，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考据的方法，来达到救世的目的。下面就以朱彝尊先生具体论述。 　　朱彝尊（1629-1709年），字锡鬯，号竹■，浙江秀水（今嘉兴市）人，是清初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藏书家和目录学家。面对衰败枯落的经学局面，罢官归田以后，便潜心致力于经学遗篇的搜集和整理，经过近十四年的时间，完成了经学目录巨著——《经义考》。著录了自先秦至清初八千四百多种经学著作，并博及人物、著作流传等方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义考》：“是编统历朝经义之目，初名《经义存亡考》，惟列存亡二例，后分别曰存、曰阙、曰佚、曰未见，因改今名。凡御注、敕撰一卷，易七十卷，书二六卷，诗二二卷，周礼十卷，仪礼八卷，礼记二五卷，通礼四卷，乐一卷，春秋四三卷，论语一一卷，孝经九卷，孟子六卷，尔雅二卷……每一书前，列撰人姓氏书名卷数。其卷数有异同者，则注某书作几卷，次列存佚、阙、未见字，次列原书序跋。”[5]1526具有相当高的文献学价值，具体举例如下。 　　1.校勘 　　如卷一九零“李氏明复《春秋集义》”条中,朱按：“《宋史·艺文志》载,李明复《春秋集义》五十卷,又载王梦应《春秋集义》五十卷。予尝见宋季旧刻即李氏原本,而王氏刊行之,非王氏别有《集义》也,《宋史》两存之,误矣。”[6]4证实了《宋志》将刊刻者误认为作者的事实，为后人提供了便利。 　　2.辨伪 　　如卷二七六“崔氏鸿《十六国春秋》”条中,朱按:“今世所传《十六国春秋》乃后人采《晋书》、《北史》、《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集成之,非原书也。”[7]4说明可以从书的内容来辨其真伪，且更加可靠；又如《忠经》条中，朱按:“《忠经》盖拟《孝经》而作，考之隋唐经籍艺文志俱不载,恐是伪托扶风马融者。”[7]4后来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证实了朱彝尊的说法。 　　3.辑佚 　　如卷一三六“王氏肃《丧服要记》”条中,朱按：“王氏《丧服要记》,孔氏《正义》、杜氏《通典》多引之,其《鲁哀公葬父》一篇散见群书,今会粹为一,可以补永嘉薛氏《孔子集语》。”[8]11朱彝尊将其辑佚的内容列于书目之后,使得后人可以对此佚书有所了解,同时也反映了其对材料的重视程度。 　　后代学者对其评价甚高，纪昀认为：“然上下二千年间,元元本本,使传经原委,—可稽,亦可以云详赡矣。”[5]1526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先生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清初朱彝尊……为目录学辟一新大陆焉。”[1]270 　　二、“西学东渐”与《西学书目表》 　　明万历九年(1581)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标志着西学输入的开始,晚清时期，19世纪40年代是西学输入的第二阶段,即中国近代的西学东渐。鸦片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国家虎视眈眈，晚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使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