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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视角下纪录片社会认识价值 　　【摘要】群体视角下的纪录片具有较高的社会认识价值。它容易引起社会的共鸣，能够多方面地反映社会普遍问题并得到大众的普遍认同；《远在北京的家》、《姐妹》等纪录片从群体视角记录了中国女性农民工群体进城的个人遭遇及其奋斗的一段经历，多方面记录和揭示了群体生活现状与面临的普遍问题，引起了业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充分体现了纪录片的社会认识价值。 　　【关键词】纪录片；社会认识价值；群体视角；《远在北京的家》；《姐妹》 　　 　　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曾言：“我觉得在大众传媒中出现的纪录片必须而且只有发挥它的社会功能，才可能在电视屏幕中出现。所以我说纪录片工作者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是个社会工作者。”[1]由此我们看出电视纪录片的社会价值是纪录片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纪录片的社会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社会认知价值。从大量的纪录片社会效应来看，一些优秀的群体视角纪录片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们的成功经验值得研究。有人着重选取角度、谋划结构、刻画细节、精练语言等诸多方法，来“深化电视纪录片的主题”[2]，从而达到创作者反映民生、民情、民意。本文从认识论的角度，以近年来影响较大的女性群体纪录片为例来分析它们的社会价值，以期能够较好地揭示群体视角的社会认识价值，希望纪录片研究界和创作者能够关注群体视角所反映的社会普遍矛盾的优势和潜藏的社会效应，从而更好地策划创作，宣传纪录片，充分发挥纪录片的社会作用，推动社会的和谐繁荣，从而也推动我国纪录片的发展。 　　纪录片群体视角的社会认知价值分析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群体视角更容易使多数人产生共鸣。纪录片的视角对象按照数量来区分，可以分为个体和群体，中国习惯将三人以上称为群。由于群体视角的每个个体从不同的方面展现了丰富的社会人生，所以她们中某人的经历很容易使观众联想到自己或者亲朋好友，吸引观众的广泛关注，并在审美过程中与之产生情感共振即共鸣，从而达到某些程度的认识升华。 　　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群体视角能够多方面反映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唯??辩证法向我们揭示了普遍矛盾与特殊矛盾的关系，指出：矛盾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必须通过特殊矛盾来表现。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都是矛盾的特殊性，她们都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但是群体是部分个体的集合，由于是群体视角，每个个体集体表达矛盾的普遍性时，显得更加丰富多彩，而且更有深度和广度。例如《远在北京的家》，对女性农民工进城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从每个人不同的遭遇中生动地、具体地揭示出来。 　　群体视角能够更好地实现纪录片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首先，群体视角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更容易获得大众的承认。由于大众大多数有从众心理，对于社会的普遍矛盾，虽然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讲，群体和个体都是矛盾的特殊性，都能反映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但是人们往往将个体反映的问题探究他的个体因素，却把群体所反映的问题看做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换句话说，群体视角的纪录片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更容易得到大众的承认，也更容易引起决策者的注意。 　　李京红的《姐妹》，让人们认识了发廊妹及其他农民工姐妹生存的艰难，以及她们为了改变命运吃苦、耐劳、坚忍不拔，感动了许多人，也改变了许多人对她们的看法。在采访李京红时，李说：“‘我以前的女朋友也是开发廊的，我看不起她，但现在看了《姐妹》，我一定要找到她，我要和她结婚。’……每次看到这些短信，我的眼泪都会止不住地流下来。”[3] 　　总之，群体视角让人们看出了问题的复杂性，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同时作为时代的记录，成为一种珍贵的史料。 　　《远在北京的家》多方面社会认识价值的案例分析 　　陈晓卿等拍摄的《远在北京的家》是1992年到1993年之间拍摄的，记录了一群从安徽省无为县到北京打工一年的女性的生活历程。主要人物有张菊芳、谢素平、刘春花、刘红春、张红芳等五位农村姑娘。她们在北京寻找挣钱的机会，颠簸不宁，不断地寻找工作，被辞退，再寻找自己能干的工作，在远离故乡的北京，竭力寻找一个立身之所。本片客观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初民工潮刚刚出现时的各方面社会矛盾冲突及其现象，有多方面的社会认知价值。 　　在民工潮中，女性占的分量越来越大。本片以女性为主题，她们远离家乡进城做保姆、卖菜、卖小吃，许多工厂中的手工工人大多数也是女性，而且女性的身份由未婚到已婚，以及有孩子的妇女。这个趋势改变了男人闯世界、女人守家的传统，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如留守儿童的教育与抚育、农民工子女进城的教育等。谢素平夫妻两人出外打工，一对双胞胎孩子留给了家中的爷爷、奶奶。 　　反映了农民工进城生活与生产面临的问题。一是农民工进城需要知识、技术培训。从片中可以看到，张菊芳、谢素平等小姑娘进城前没有任何心理、知识和技术的准备，她们认为这是一件只要出力就会很容易做的事，但是进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