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环保天”亮起来.docVIP

盼望“环保天”亮起来 　　2008年4月26日，国家环境保护部宣教中心在北京举办了为期2天的“公众参与国际研讨会”。头一天，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农民韦东英，坐了一晚上的火车硬座到了北京站。她是应邀参加此会议的。 　　她带来了两瓶钱塘江的水，想找人帮助化验一下，因为3月26日杭州市有份报纸刊登消息说，钱塘江有个地方的水质已经是“国家一类水”，她不太相信；本来她还想带两条钱塘江的鱼，找北京的专家化验。她的丈夫邵关通是个渔民，有些担心，害怕化验之后显示的数据，如果不够好，钱塘江的鱼名声坏了，钱塘江的渔民就麻烦了。“现在鱼很少，渔民们辛苦打上来一点鱼，拿到市场时卖不掉，到时候都到我家要吃的，我怎么办啊？” 　　她还带来了一句口头禅：“有什么用啊？搞环保有什么用啊？我都不想搞下去了。” 　　4月23日，我在她家采访时，她也一直说着这句话。当时她还说：“去北京有什么用？老是这批人凑在一起开会有什么用？我都不想去了，坐火车怪累的，我最近腰老是疼。” 　　可是她还是来了，而且把她的“环保日记”第二本和第三本交给了中国著名的环保组织“绿家园”，准备整理后近期内出版。 　　显然，她还是像所有环保人士一样，仍旧怀着希望。 　　韦东英是广西省柳州市的融安县人，1991年经人介绍嫁到了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南阳镇的坞里村。她的丈夫邵关通，种过菜，开过拖拉机，打过鱼。 　　1997年开始，村里的地陆续被“卖掉”，要办成南阳化工园区，这是浙江省最早的乡镇级工业园区，各种各样的工厂进驻坞里村。空气被污染，水被污染，土壤被污染，连人的行为方式也被污染。一切似乎都被污染。一些人得了怪病、绝症。 　　2003年底，邵关通觉得应当起来举报，可他不识字，于是韦东英说，我来写吧。她找来一个小的笔记本，开始记录村庄里发生的故事。 　　2004年，有个叫于海峰的人，才25岁，结婚几个月，患肿癌不到10个月，死了。抛下了新婚妻子和年迈的双亲。 　　死前，于海峰紧紧地拉着韦东英的手：“嫂子啊，我看来是不行了，你站出来为大家说话吧！” 　　韦东英跑到江边，呆呆地望着曾经清澈见底的钱塘江。 　　“我从胡阿条媳妇那里借来照相机，到南阳开发区的污染厂排污口拍照，往江城路这里的沟里，有红色的污水往沟里排。几个生化厂都往沟里排。”韦东英在2004年3月31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韦东英想要弄清楚是什么东西流入了江里，把那么多鱼都毒死了。她开始收集水样，各种各样的瓶子，装着各种各样颜色的水，“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哪家的，什么日期的水。光白天去不行，夜里也要去查看，他们都在夜里偷排。” 　　如今，有人捐赠给了她一个数码相机，她拍摄得更加便利了，她自己又掏钱买了台电脑，只是还不太会上网。 　　比记日记、拍照片更多的，是不停地举报，给各个部门尤其是环保部门打电话，告诉他们村庄里发生的情况。“他们都被我烦死了。”正是她坚持不懈的“告状”，才不断地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而她也被评为2004年度杭州的“十大平民英雄”。 　　“有时候想一想挺有趣的，我一个广西来的人，成天关注浙江的环保，关注钱塘江的污染问题。有时候我都怀疑，是不是整个浙江都只有我们俩敢这么站出来为环境说话。现在我们旁边有些人，看到了污染，不去找环保局，不去打污染举报热线，而是跑来找我，告诉我各种消息，好像我能起什么作用似的。” 　　从外表看，坞里村的房子一栋比一栋漂亮，有几栋刚刚盖好的，至少要花上百万元。而这些房子，都是当地农民用血汗钱盖成的。 　　我到村里随意采访，村民说：“过去我们家家户户都有水井，后来，水没法喝了，就改喝自来水，政府把水从萧山自来水厂用管子接了过来。可大家很清楚，自来水也取自钱塘江。” 　　韦东英说：“以前我们村里空气很糟糕的时候，来找我的人说，你们这儿不是人住的地方。可不是人住的地方，就有我们一直住在这里，今后还可能要住下去。那么我们是什么东西？” 　　随着媒体报道日益增多，社会对她所举报的问题越来越关注。“省环保局局长曾经到我家里，对我们管工业的副镇长陆伟说：你们得想个办法，下个决心，要么搬工厂，要么搬村庄。总不能村庄也舍不得搬，工厂也舍不得搬。” 　　领导看得很清楚，坞里村不能再与工厂相伴而生。许多工厂，与村民的住宅就一墙之隔。一个叫钱月明的村民说：“过去工厂离村民的住宅还有那么几百米的距离，中间是水稻田什么的。如今，所有的田地都成了工厂用地了，工厂也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2006年8月份，韦东英夫妇回广西省探亲。他们回来后，听说《萧山日报》上曾经登出一个“环境公示”，让群众举报南阳市存在的环境问题。 　　如果没有人举报，那么南阳的环境可能就没有问题。 　　2008年4月23日，韦东英说：“企业是在变化，南阳有了个污水收集中心，说是把污水收集到一起后，再输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