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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反思报道与中国传媒生态环境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中国传媒在灾难报道领域实现重大突破，首先在观念层面上，颠覆了传统上灾难新闻即负面新闻的官本位立场论调，在巨灾时刻“迅速、主动、深入”传播，使媒体重获公众信任，同时在国家整合功能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另外一个突破点在于灾难新闻的实践层面上，相比过去，报道内容层次丰富而生动，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报道的核心是灾害；第二层是国内外的援助、受灾者的个体生命；第三层是专家解读、答疑解惑；第四层是社会动员，以及核安全、环境污染等其他灾害的预防话题。”① 　　但是在这张灾难报道的层次结构图中，笔者认为，缺失了灾难报道的一个核心层次：反思。顾名思义，反思是人类对自己行为的总结与思考，它需要人类怀着理性思维与正视自己的勇气，发现并承认自己的过失与缺陷，以避免在以后的道路中重蹈覆辙，而能顺利前行。媒体(尤其是与灾难具有时间差的周报、期刊等)，主动对灾难进行反思，是其除传达信息、凝聚民心、组织动员等功能之外更为有力与有为的角色担当。为什么在上述层次结构模式中，学者会有意无意地漏掉这一核心要素呢?在对两份期刊的地震专题报道讨论中，笔者发现，无论是政府还是受众，甚至是传媒自身，对灾难的“反思”报道视角均仍有很多矛盾与困惑。 　　 　　对灾难反思报道的争议 　　 　　以《三联生活周刊》为例，在地震过去两周后的5月26日，出版了“抗震救灾专刊”，封面标题为《生命高于一切――汶川地震举国大救援》，整个报道的主体是现场扫描，内容是该刊记者在灾区的个人见闻。虽然记者满怀深情地采访到了很多感人细节，但因为人们对具有时间差的杂志有“深度”期待，希望《三联》“能超越这场灾难去深入追问一些更深刻的问题”，因此有受众对这期专题感觉较为失望。该刊主编朱伟说，“而在我看来，即使今天，大地震发生快两周后，这种反思也太过居高临下地冷静……我由此对编辑部说，在这样的伤害面前，我宁肯要不冷静的声音。冷静也许是理智的，但其中有冷漠，我不喜欢冷漠。”②所以第二期专题报道仍坚持感性采访与记录。而新华社记者韩松在其博客上却认为：“从整体上看，《三联》未能把这场罕见的大地震还原，在记录上存在一些遗憾，因此，对灾害给民众带来的生活改变的叙述，就显得乏力……或言，一讲理性就等于反思，而反思就意味着冷漠。其实不是这样的。”③ 　　《三联》作为一份半月刊，在地震两周后仍坚持“感性报道”(包括第二期抗震救灾专题)，也许是表达了自己特立独行的价值取向，但却引来部分受众质疑。另一份也具特立独行风格的周报《南方周末》，在抗震救灾报道中，践行“反思”的决心与行动，却也备受争议。在5月22日和5月29日两期的“大地震现场报告”、“大地震现场再报告”中，报道涉及对震灾现场人性弱点的真实描述，以及坍塌的学校建筑等反思，赞扬者称之为“有良心的媒体”，反对者却也为数不少。6月3日，《检察日报》发表署名老土的文章《南方周末，摘下你的有色眼镜吧!》，称《南方周末》的地震系列报道立意怪、角度异、心理阴，指责《南方周末》“剑走偏锋”，“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 　　对灾难报道中“反思”视角的激烈争论，反映出政府、受众以及传媒在透明化时代背景下，对价值多元化、新闻表达多元化的困惑与不适应。解读这些，我们或许可以管窥中国传媒的生态环境，思考政府、传媒以及受众的立场与选择，促进灾难新闻的可持续发展。 　　 　　从争议透视中国传媒的生态环境 　　 　　研究传播控制问题的专家布里德认为，媒介组织内必然存在一种不易察觉的潜网，这种潜网实际上乃是更大的社会控制体系的折射。④这些社会控制体系，在媒介生态环境学的研究中，即指由媒介的群体和媒介生存发展的环境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⑤那么媒介生态环境由哪些构成呢?主要有媒介的政策环境、资源环境、竞争环境和技术环境。⑥也就是说，把传媒放到一个大的生态系统中考察，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水平和受众教育水平、文化境界，以及媒介本身的属性、话语立场等因素纷繁芜杂，共同影响与制约着传媒的平衡发展。 　　灾难新闻对灾难进行反思，这种反思报道引起人们的争议，是传媒生态环境里各种因素相互关联制约的折射。本文拟从灾难反思报道这一视角透视中国传媒的政治、文化、市场等生态环境。 　　政治环境。传媒生态环境制约着传媒的生存与发展，而其中的政治环境更是传媒赖以生存的土壤，传媒的进步，亦是政治的进步。众所周知，中国对新闻媒介质量的评比，往往实行政治标准“一票否决制”，亦即要求新闻传媒坚持“体现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而灾难新闻一般被视为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无益于体现社会安定和谐的负面报道，因此成为中国传媒如履薄冰甚至回避退缩的敏感题材。对改革开放前的几次天灾，信息发布时效与发布方式成为极为沉痛的教训。这次灾难新闻报道的巨大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