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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阳光政府与透明权力制度之变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一直是国内外媒体的焦点，大会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场场火爆，不少地方政府负责人也在会议期间精心组织安排各种新闻发布活动，引来各路媒体记者的青睐。作为一项惯例和制度建设，政府新闻发布在中国的语境下承载了执政能力、信息公开和政治文明等宏大叙事话语，从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的缘起、制度建设的推进以及近些年来的实践进展中，可以看出转型中国新闻发布理念的变迁与政治文明的渗透和共进。 　　 　　新闻发布实践的突进 　　 　　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不同于授权媒体独家发布新闻的根本之处，在于议题的开放性和媒体的自主性。在中国，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的全面提速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始于2003年4月下旬的“非典”疫情发布。纵观2003年以来的6年历程，新闻发布实践的突进已经成为政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重要途径和表征。据新华网报道，我国去年新闻发布数量创历史之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表示，2008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区市人民政府三个层次举办的新闻发布会的总数已达1587场，这其中还不包括奥运期间举办的300多场。 　　通过新闻发布会将政策主张以及相关资讯告知媒体和公众，是现代政府施政的通行做法，符合国际惯例，但最初的新闻发布会主要是为了满足宣传的需要。早在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国务院于前陆军贵胄学堂内特设“新闻记者招待所”，是年5月18日，总理唐绍仪与应邀到会的20多位记者进行了2小时的会谈，被认为是“我国记者招待会的滥觞”[1]。 　　新中国成立前，南京国民党政府举办过不定期的新闻发布会，中共方面以周恩来在国统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影响最大，总是吸引众多的中外记者。抗战胜利后，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梅园新村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廖承志、王炳南、范长江和梅益等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新闻发言人。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于1954年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举行了6次记者招待会，扩大了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1965年国庆16周年之际，??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传达了中国的强硬外交政策，其刚正不阿的性格和幽默爽朗的语言风格成为美谈。总体上，这一时期的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数量不多，内容和议题大多围绕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旨在维护和服务于新中国的国家利益。 　　十年“文革”期间，来华访问的个别外国首脑在华举行过记者招待会，我国政府没有自主召开过新闻发布会。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关于“渤海二号”沉船事故和审判“四人帮”的两场新闻发布会给这一年的中国留下深刻记忆，标志着新闻发布会从外宣拓展到国内事务，成为公众了解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平台。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共同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开启了“两会”新闻发布制度。1987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举行的8次记者招待会，使全国观众第一次从电视新闻实况录像中切身感受到了新闻发布会的全部内容。这一时期，“两会”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成为政务公开和权力透明的第一扇窗口。 　　到本世纪初，不仅“两会”新闻发布活动早已形成惯例，而且中央国家机关以及各人民团体对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的运用也日趋娴熟。2008年的抗震救灾和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经受住了信息公开的考验，自信而开放的中国形象在政府新闻发布活动中逐步树立起来。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国的新闻发布制度虽然取得很大进步，但还处在起步阶段，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特别需要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善。”[2]事实上，新闻发布实践的突进并非一帆风顺，2003年“非典”疫情蔓延过程中的媒体失语在本质上是新闻发布制度保障的缺位。显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新闻发布活动的普及与成熟不能不依赖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新闻发布的制度保障 　　 　　20世纪80年代，“两会”新闻发布活动成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最初动力。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在“二战”以后出现的公众知情权的概念被引入中国。1985年，彭真委员长指出，对于重大案件不仅要让人民知道审议结果，还要让他们知道审议过程。这是中国化的公众知情权的最早表述。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提高领导机关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要经人民讨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强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透明度。至此，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进入了信息公开的制度建设阶段。 　　另一方面，为加强对外宣传和舆论引导，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和新华社于1987年7月联合发出《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务院会议可以公开报道重要决定，由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定期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或新闻发布会，围绕一个时期的重大事件和群众关心的问题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