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第二胎,上海人真波澜不惊.docVIP

生第二胎,上海人真波澜不惊 　　 　　我们曾经看着黄宏、宋丹丹的《超生游击队》笑得前俯后仰，心里却是别一番滋味； 　　我们也不无失落地以为，类似叔伯姑嫂、兄弟姐妹的称谓，会逐渐淡出生活的词汇； 　　我们已经习惯把独生子女当成“小皇帝”，四个老人和两个大人把宠爱和祈盼加于一人，含饴弄孙几乎成了双休日的争抢…… 　　忽如一夜春风来，那扇原本封禁森严的大门悄然开启了。 　　2004年4月15日，《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出台，就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新内容是：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生育第二胎。 　　半年多过去了，我们十惊诧诧，惊诧的不是因为门里透出的那缕清风，而是我们对此的波澜不惊，淡然豁达。 　　政治清明了，社会宽容了，文明进步了，生活精彩纷呈，人的选择也多样化，包括生孩子。生还是不生，生一个还是生两个，完全是你的自由。脱去某种束缚，我们忽然发现这样的“开禁”并未引发多少震动。 　　于是有了一番小小的调查，并非探讨新条例对社会形态和人口结构的冲击，只是看看一惯爱引领潮流的上海人，想要生第二个宝宝吗？ 　　 　　我们在口号下成长―― 　　 　　五十年代，我们的口号是：生十个小孩，当“光荣妈妈” 　　计划经济年代，什么都按计划，3口之家是小户，大户至少4人，每家每户有多少人就领多少粮、油、肉票。过年的时候最热闹，整齐排列数人头，“大户人家”领来的年货总要比“小户人家”多出三分之一呢。 　　但这样一来，引来分食的“小馋猫”也多啊！你看，张家伯伯刚拿回来的几包南北炒货不一会就被家里的五六双小手给抢走了。嘿！那边几个大男孩正为几颗花生米滚作一团，而墙角的张咪和张颖姐妹俩正用手捂着被小核桃塞得鼓鼓囊囊的嘴巴直乐呢…… 　　要当“光荣妈妈”可不容易，10个孩子是最低指标。家里的孩子从1数到10，最后连名字都带上了数字，要不连“光荣妈妈”们也搞不清谁是“八弟”和“九妹”了。 　　 　　八十年代，我们的口号是：只生一个好！――计划生育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 　　女排名将，身高1米97的赵蕊蕊，出生于1981 年，她的引人注目从她在???妈肚子里就开始了。 　　那年，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抓得特别紧，为了生她，父亲赵怀富递交了二胎申请书，但计生办和南京体育学院的领导都说做不了主。于是，南京体育学院召集院计生办、学院工会、人事部、共青团和赵怀富一家专门就此事进行了一次“五堂会审”，会议的议题就是“老赵家能否生二胎”。 　　老赵挺聪明，没让妻子回避，而是让她挺着7个月大的肚子坐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看着体态臃肿的赵妈妈，谁还忍心把反对的话说出口？会上最后形成了一个决议：生第二胎可以，但孩子不享受幼儿保健费。今日的排球明星赵蕊蕊就这样“逃过一劫”，诞生了。可之后的人就没这么幸运了，生第二个宝宝之前可得先把要罚的钱准备好呢。 　　 　　新世纪，我们的口号是：将二人世界进行到底！ 　　每个周六的早晨5点，小毅夫妻都会准时醒来，两人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眼珠骨碌碌地转，琢磨着这个周末要上哪去玩。迅速统一好地点，两人“噌”地从床上蹿起来，一个忙着整理行装，另一个则抱着电话呼朋唤友，把他们通通从梦中叫醒，装上车。 　　幸好朋友们早已“身经百战”，个个都是训练有素。但在这些能够随时听候召唤的朋友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不是???丁克一族”就是尚未成家。没有了孩子的拖累，他们自然可以临时起意，随想随走了。 　　 　　“一胎派”――― 　　 　　没有必需的金钱和空间，人还能活得很有尊严吗？倒不如精心培育一株独苗，让她享有充分的阳光和养分，健康成长。 　　 　　32岁的俞明扬是浦东一家外企的人力资源主管。他第一次听说此事是在衡山路上的酒吧，那是次同事间的聚会。被大家称为“大板牙美人”的刘小姐闻此“喜讯”，居然兴奋得尖叫起来，早早就要离开，像是急着赶回家去和她先生孕育第二胎。俞明扬却是波澜不惊，一笑置之。按他的说法：打死我，我也不会要第二个孩子。 　　或许是年少时有关家中的记忆太惨痛了，清贫和狭窄是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 　　那时俞明扬住在上海南市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的底楼。轮到他父亲结婚时，大伯和二伯已相继在这里成家，就这点逼仄的地方，似乎再也安不下一张婚床了。家里都是平头百姓，自然是分房无望。还是在菜场卖家禽的祖父足智多谋，经过一番腾挪，把天井里的违章建筑扩大了些许，又让大伯把木板隔墙缩进去了些许，父亲总算有了不足6平方的新房。祖父基本上是按菜场鸡舍的设计思路来主持这项房屋改造的。到现在，俞明扬的妻子老是责怪他走路佝头缩颈，还喜欢眯缝眼睛，她不知道，老公是在没有窗户的“鸡笼”里长大的。做功课，他是坐着小凳趴在床沿上做的。在进大学之前，俞明扬没见过正儿八经的写字台是什么样的。祖父崇尚大家庭济济一堂的气氛，祖母则是从节约能源节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