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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视野下“富人治村”研究 　　摘 要 “富人治村”是近十年来我国村民自治结构出现了一种新趋势。该政策在推动农村政治经济发展的同时亦是村民意愿的表达，然而，“富人治村”在实践中存在着不少问题：富人村官集权化与功利化；富人村官的有效性较低；富人村官经商与理政的冲突等现象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关键词 富人治村 村民自治 动因 机制完善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一、绪论 　　改革开放至今，凭借体制上的先声夺人，“浙江现象”创造了我国经济史的一个难以复制的奇迹，在“浙江列车”已保持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的背后，浙江各级政府创造的宽松环境功不可没。“富人治村”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就得益于这宽松的环境。“富人治村”是国家“村民自治”的政策和村民自主性发挥互动的结果，该政策大大改善了村治的生态环境和村治的职能结构，推动农村政治经济的发展，然而，“富人治村”的成效仍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这些不容忽略的因素也正在为许多专业人士或者机构研究，如何规范“富人治村”，取其利，去其弊是本文的关键。 　　（一）研究背景。 　　自从我国大力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富人群体逐渐进入农村治理体系，在浙江农村中日益呈现“富人治村”现象。早在2003年，全省新当选的13.32万名村委会成员中，富人村官约占30％；仅义乌市2726名村委会成员中，“富人”比例高达60%，而在新当选的421名村委会主任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65% 。目前，“富人治村”在浙江全省日益得到推广，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2008年，全省2/3以上的村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群体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其中不乏资产过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者，被称作“老板村官” 。此种现象表明“富人治村”已成为我国村民自治结构的新趋势。 　　本文以该镇太阳村、枫树岭村、上太阳村和上庄村4个村为样本村进行调查分析。主要是考虑到该4个样本村位于太阳镇02省道沿线，交通便利，工商业比较发达，经济状况也较为良好。调查中发现，村委会人员编制都是5人。20名村委中有的具体状况分别是：纯务农的村干部比较少，只有5名，收入情况都比较好。其中，吕美霞（村主任）、王文龙（村委）是规模企业老总。另外4个村党支部中，有3个村党支部书记是企业老总（两家是规模企业），1人开办花卉苗木场。同时，村民也认为富人村官在村干部伍中比例较大， 　　（二）“富人治村”：村民自治结构的新理念。 　　“富人治村”中所谓的“富人”，不是指农村中以剥削雇佣劳动生活来源的人，而是指企业主、工商户或种养殖大户等农村相对富裕阶层。据悉，这些“富人”大多数仍是当地“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但其财富规模大大超出了普通农民，在生活和生产方式上也脱离了传统农民的主要特征，属于受益于政府富民政策的新型农民群体。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和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富人们日益感到政治地位不高，对民主政治的渴望相当强烈。那么，“富人治村”到底有什么特定的内涵呢？通过对临安太阳镇4个样本村的分析发现，“富人治村”的内涵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局部人先富是前提。浙江是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致富能力以及市场敏锐把握能力是村民最为认可的能力。先富起来的村民凭借其在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中的主导性地位，凭着自身的地位和对社会的影响力以及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力， 获得村民的认可，他们采取自荐或村民举荐等方式，在村民选举中获胜，迈上了政治前台。 　　2、履行社会义务是富人治理村务的必要条件。在样本村的观察中，一部分村委会成员在任职前后都有不同程度地向本村提供了义务服务，改善公共服务设施，包括：修祠堂、筑路、改善办学条件、资助贫困户等等。 　　3、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是富人治理村务的法定条件。在观察的4个样本村当中，大到村委会主任，小到村支部委员都采用海选的形式，通常做法是全体村民选举村民委员会，并尽可能召回流动人口。同时，有能力并且有意向服务公共事务的富裕村民不在少数，他们之间还要进行竞争，最终产生村民最为满意的村官。 　　综上所述，“富人治村”中的富人并不仅仅是指经济宽裕、具有致富能力的人。根据瑟斯顿的个性5大维度，富人获得社会权威需要拥有四个得分较高的维度：激情度、可靠性、可亲近、调节 。同时，富而施善、以小富带动大富乃是“富人治村”取得正面效应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本文对“富人治村”的特定内涵解释为：以较高的激情度、可靠性、可亲近性、较合理的调节能力、因富、因义而获得村民的认可进而取得治理村务的权威。 　　（三）“富人治村”现象是主客观原因的诱导所致。 　　“富人治村”的动因相对复杂，而且因地、因时而异。总体上看，“富人治村”现象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四个方面： 　　1、“富人治村”现象的出现有赖于国家政策客观上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