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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业应对日元升值策略 　　1985 年之后，日元汇率剧烈波动，升值到远离实体经济的水平。日本企业利用外汇远期、价格转嫁、降低成本等传统方法已无法对付升值的影响，便纷纷将生产转向海外。此后，虽然众多企业通过采用全球化最佳生产战略来平衡进出口，构筑了不受汇率变动影响的经营体制，但是对于整个日本经济而言，这意味着连那些可以在日本本土生产的产品都被迫转移到海外。由此而来的产业结构升级虽然会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但不足以补偿生产海外转移所导致的损失。 　　在全球性美元贬值的形势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增大。如果中国对这一问题处理不当，不仅中国经济，而且世界经济也会受到影响。 　　日本就是失败于汇率调整的“软着陆”而陷入了产业基础弱化和结构性不景气的困境。笔者在日本综合商社从事财务管理业务时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 　　 　　一、日元升值的过?? 　　 　　1949年制定的日元平价汇率为1美元兑360日元，到了60年代后期，显然是过低了。1971年12月签订的“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日元被重估，重新定价为1美元兑308日元，但是这一汇价没有能持续多久。 　　80年代前期的美元升值导致了美国贸易赤字增加;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扩大了财政赤字。里根政府没有采用那些可能会遭到选民反对的内需抑制政策，而是想通过对日本施加压力来改变日美贸易的不均衡。1985年9月达成广场协议（Plaza）时，美元对日元汇率是1美元兑240日元，到1987年2月达成卢浮宫协议（Louvre）时变为150日元，1995年4月则高达80日元。 　　图1 日元走势图（1989～2005） 　　 　　在此期间，日本企业尽力提高以美元计价的销售价格，电机产品和汽车的价格转嫁率达到50%～60%。1985 年的日本出口与前一年相比，若以日元计算降低了1.1%，而以美元计算则增加了7.7%。 　　美国的贸易赤字从1985年的1485 亿美元增加到1986年的1698亿，其中的三分之一是对日贸易赤字。在美国议会，日本被指责为通过不公正的贸易规则来获取贸易顺差。外汇市场对里根政府的贸易调整压力、扩大内需压力和日元升值压力作出反应，日元反复急剧升值。 　　 　　二、日本企业的对策 　　 　　由于受广场协议影响，日元升值，在1986年度的结算中，制造业出口的经常性收益比1985年减少了42.9%，电器产业和汽车产业各减少了48.5%和38.6%，整个产业的经常性收益减少了3.1%。 　　外汇风险管理是影响企业生存的最重要课题。狭义的外汇风险，是以外汇计价的资产、负债、以及作为契约在企业外汇收支状况反映出来的外汇风险。这些可以通过外汇远期、外汇期权等方法加以规避。 　　广义外汇风险中，对有关以现有设备继续生产和销售的商品，企业可以通过价格转嫁和降低成本来应对。若进行价格转嫁和降低成本后仍不能获得收益，生产就要转移到海外。 　　 　　1. 出口企业的财务对策 　　（1）提前或推迟结算（Leads and Lags） 　　企业首先根据外汇市场的走向采取提前或推后结算的对策。1971年，笔者在伊藤忠商事伦敦分公司工作时，尽可能多的借入美元汇回东京总社。按照当时的固定汇率制，美元在以1美元=360日元为中心上下4日元的范围内浮动。总公司立即将收到的美元在市场上卖出，会计上作为出口预收款来处理。因为日本的外汇管理法坚持远期外汇合约只限于现有债务债权的实际需要原则，出口企业为了规避将来出口债权化所产生的外汇风险而提前结算，不用说，这一卖出美元买入日元的做法自然形成日元升值压力。 　　（2） 外币计价债务 　　虽然将美元负债换成日元负债可以抵消美元资产的外汇风险，但由于可以通过远期外汇合约来取得同样的效果，这一做法没有得到广泛使用。 　　（3） 远期外汇合约（Eorward Exchange Contract）和外汇期权（Option） 　　最为广泛使用的财务手段是远期外汇合约和外汇期权。出口企业为规避外汇风险，将外汇风险对象额的1/3 到1/2 额度实行期货合约，并根据市场状况增减规避风险的额度。不进行期货合约是很危险的，但若全部实行合约的话，当汇率朝有利方向变动时，就会丧失获取外汇收益的机会。 　　在日元升值不可避免的局势出现时，要增加美元期货的卖出合约。在外汇市场走向不明确时买进期权，而到结算时，若现货有利，就放弃期权，若期权有利，则行使期权。而远期外汇清算交易几乎没有被企业用来作为外汇保值手段。 　　对于机械设备等长期延期支付的出口项目，企业所采用的财务对策是利用远期外汇期货。然而，远期外汇期货汇率是按日美间存在的利差幅度日元高于美元的，所以，对企业来说，这种方法经济上难以采用。 　　期货日元汇率之所以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