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政府公共支出研究.docVIP

和谐社会政府公共支出研究 　　摘 要: 本文将政府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划分为投入产品生产部门和技术生产部门两部分，通过两部门增长模型讨论了生产性公共支出比例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结论：为促进经济增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府对生产性公共支出在不同部门投入比例的选择应取决于其在不同部门产出弹性的比较。本文的结论为通过改变政府公共支出比例促进我国建立和谐社会、创新型社会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关键词：公共支出；比例；两部门模型 　　 　　一般来讲，根据用途的不同，政府公共支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政府直接为经济行为人提供产品和服务，例如图书馆、公园、博物馆以及政府机构的公共服务等等，被称为消费性公共支出；政府提供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以及投资教育、RD研发活动等等，被称为生产性公共支出；政府通过社会保障体系??以养老金、失业救济、医疗保险等方式对有需要的个人或家庭进行补贴，被称为转移支付支出。与消费性公共支出相比，政府的转移支付支出更多的是通过货币形式实现的，但是由于政府转移支付与消费性公共支出都可以直接提高居民的效用水平，因此可以将政府转移支付归入消费性公共支出。这样政府公共支出就可以分为两大类，消费性公共支出和生产性公共支出。由于消费性公共支出在研究假定中一般只进入效用函数，因此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 　　 　　一、文献综述 　　 　　沿着Romer（1986）、Lucas（1988）的思路，很多学者从外部性是否存在的角度来探讨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Barro（1990）引入了一个新的研究框架，将Aschauer（1988）提出的思想具体化，把公共部门整合到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中，认为，由于公共支出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特征，因此公共支出具有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导致分散经济的私人增长率是次优的。同时，他将公共支出形成的公共服务作为私人厂商生产的一种投入，并假定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私人投资是报酬递减的，而公共支出是靠比例税融资的。利用这一模型，Barro发现，在 Cobb－Douglas生产函数形式下，使得长期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公共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τ）应该等于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α），并且公共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与长期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非单调关系。 　　以Barro（1990）的研究为起点，一些经济学家对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Barro和Sala－I－Martin（1992）进一步拓展了Barro（1990）的模型，将公共服务区分为三种类型：公共提供的私人产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公共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带有拥挤性质的公共产品，具有竞争性和部分的非排他性。并且考察了在不同性质的公共产品条件下，不同的财政税收政策的优劣。Futagami、Morita和Shibata（1993）沿着Barro（1990）的思路提出了一个带有公共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他们认为，Barro（1990）实际上是将作为一种生产性投入的公共支出视为一种公共服务流量，而更为普遍的是假定公共资本存量而不是公共服务流量进入生产函数，如许多公共基础设施――高速公路、机场、电力通讯设施等都是存量。一些经验研究也支持了公共资本在私人生产中的重要性。由于模型中有私人资本存量和公共资本存量两个状态变量，因此与Barro的模型相比，Futagami－Morita－Shibata模型出现了转移动态。他们进一步对转移动态路径进行了研究。Ghosh和Roy（2002）则将Barro模型和Futagami－Morita－Shibata模型结合起来，把公共资本存量和公共服务流量同时纳入到生产函数中，给出了一个一般的模型，指出Barro模型和Futagami－Morita－Shibata模型都是Ghosh－Roy模型的特例，对最优经济增长率以及资源在消费、公共服务的提供、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上的分配进行了考察，并探讨了公共支出在公共服务提供和公共资本积累之间的最优分配。 　　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从公共支出结构的角度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公共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在Barro模型的基础上将公共支出划分为生产性公共支出和非生产性公共支出，并且得出了公共支出结构的变化可能导致经济更高稳态增长率所依赖的条件，这一条件不仅依赖于不同类型公共支出的物质生产力，而且依赖于公共支出在不同类型之间的初始分配。他们进一步利用43个发展中国家20年的数据考察了公共支出的不同类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了令人惊讶的结论：公共支出中现金支出份额的增长有明显的正的增长效应，而公共支出中资本类型支出份额与人均收入增长负相关。他们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类似公共投资一类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