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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性、自发性与政府推动城市群 　　 从长期看，关中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可能会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关中地区各城市竞相发展，其中西安作为中心城市的功能和作用更为突出，西安大都市圈出现，中间型大城市逐步形成；第二阶段是关中地区城市体系比较完整，城市间分工合作关系深化，逐渐一体化发展，关中城市群初步形成；第三阶段一方面关中城市群扩大到周边省区的边缘区域，另一方面借助第二欧亚大陆桥的最终贯通和沿线地区的贸易发展，西安成为大陆桥上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国际性的陆桥城市带的出现。 　　 　　 近年来国内对城市群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兴趣日益浓厚，包括理论上的重新学习、实践上的努力探索和政策上的倾力推进，最明显的例证是，在国家层面“十五”计划提出了城市化问题，“十一五”规划则进而将城市群建设提上日程，在省区层面也大多将城市群视作一大战略任务，规划了多个具有全国性或区域性意义的城市群。学者们对国内城市群的探讨也成一时之热，比如城市群有五个说、九个说、十个说、十五个说等等，也对中国与国外城市群进行比较，等等。 　　之所以说是理论上的重新学习，是因为至少在20年前，有关城市化和城市群的理论就已是城市和区域研究领域内师生们的必要功课和基本知识。眼下讨论的不少热点问题其实当年都已探讨过，如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模式、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城市群、都市圈等等，惜未引起社会广泛注意，亦未能上升为全国性的战略和政策，而它们被“显化”为社会关注的问题，则是在“十五”之后了。 　　然而正是因为现今学习的急切和实践的迫切，顺应城市发展演变的规律与急于求成并存，近年来国内关于城市群的对策建议和实践探索得失各半，需要反思的也不少，要补的功课也很多。 　　首先，应从城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中，历史地理解城市群问题。 　　从国外特别是欧美城市群的形成过程看，它们基本上是通过市场作用自发形成的，这些市场性的动力主要是城市集聚力、城市辐射力，通过基础设施和城市间的产业关联将一组空间分布比较集中的城市联结在一??，成为具有内在关联性的城市系统，往往集中于发达的产业带内，其中中心城市具有明显的主导性，如美国的波士顿、五大湖、圣―圣城市群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它们是经过较长的自然生长过程形成的，政府的作用并不是主要的。城市群是城市空间形态和城际关系演变总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一个人为主动规划过程。在我们这样一个比较习惯于政府发动的国情下，往往会期待政府推动或政府不自觉地以行政代市场。自上而下的由政府推动城市群的形成虽然需要，但如若不以慎重科学的论证和决策过程为基础，运用于实践则十分危险。 　　从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看，现代城市群的两个物质基础，一是汽车时代的到来，促使出现大规模高密集的陆上交通网络；二是城市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促使城市间分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扩大了城市间的相互需求和相互依存程度。因此，以城市间相互需求为基础的分工关系是城际关联性的内核，没有这一内核，就只是空间分布集中的一组单个城市而不是城市群。因此，城市群是一个城市专业化、整体综合化的城市共同体。城市群具有明确的区域含义，或言之是一个区域概念，就其中单个城市具有一定的专业化程度，主导产业明确，而就整个城市群来说，正是由于城市专业化引起的城际互补性和相互需求，才促使城市群综合发展。目前国内的城市和城市群均高度重视完善城市和城际基础设施，特别是公路系统有了明显改善，但总体上看城际经济社会联系比较薄弱，城市群内城际竞争多于合作、自我保护多于相互开放，尚未很好地建立起有机的城市关系。 　　随着全球化的趋势的兴起，在最近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全球城市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世界城市（world city）或全球性城市（global city）的出现，这些城市规模巨大、经济能量超群、政治文化影响力强大，如萨斯基亚?萨森所说，这些城市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关键性的指挥中心、组织中心、管理中心的功能，也是全球性或国际性的交通通讯枢纽。按照弗里德曼的判断，它们既有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纽约、伦敦、东京，也有具有国际影响的芝加哥、洛杉矶、悉尼、多伦多，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曼谷、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马尼拉和我国的香港、台湾、上海等。世界城市出现的基础是便捷的交通通讯条件、全球化进程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它们将城市的能力发挥到了惊人的程度；二是国际性城市群的出现，其基础同样是便捷的交通通讯条件、区域一体化和区域性生产网络的形成，致使资源的跨国流动更加便利、产业分工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实现。由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在亚洲的沿海地区已有约10座800万人以上的巨型城市，围绕这些巨型城市大多形成都市圈。在亚洲的环太平洋西岸地区正在形成首尔、上海、香港、台北、马尼拉、曼谷、吉隆坡、新加坡等构成的城市带，城际联系日益扩